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务实干事’之能可学，其‘不懂藏拙’之失当戒”
“我办湘军、推洋务，最重‘务实’与‘谦退’，张居正‘不搞虚功、只办实事’的特质，是晚清官员最该学的——他治河就亲自勘察河道，整吏治就亲自定‘考成法’，比那些‘只会迎合’的庸臣强；他能顶住压力，在万历小皇帝时独掌大权推进改革，比那些‘怕担责’的软骨头有担当。
但他‘太张扬’，不懂‘藏拙守谦’，这是他最大的败笔。我当年打太平天国，哪怕功再大，也必‘上疏请辞’，故意‘自污名节’让朝廷放心；张居正倒好，功成后不仅不收敛，反而‘权欲更盛’，连皇帝都敢管，这是‘忘了君臣本分’。他死后遭清算，不是因为‘改革得罪人’，而是因为‘功高震主却不知退’——这是所有能臣都该引以为戒的‘生存之道’。”
黄宗羲（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改革之功’当认，其‘集权之祸’当醒”
“我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君主专制之弊’，张居正的一生，恰好是‘能臣集权’的两面镜——他推‘一条鞭法’缓解民困，整边防安定天下，这份‘改革之功’不能否认，若没有他，明朝或许早几十年灭亡，这是他的价值。
但他‘独掌内阁、架空皇权’，本质上还是‘君主专制下的权臣集权’，并未改变‘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弊端。他在时，靠个人能力推进改革；他一死，权力真空，改革就废，甚至遭反攻倒算——这不是‘改革的失败’，而是‘集权制度的失败’。后世当从他身上明白：靠‘权臣个人’的改革，终究是‘人治’，而非‘法治’；只有建立‘限制权力、保障民生’的制度，才能让改革成果长久。”
李斯（秦朝·丞相）：“其‘强中央’之能可用，其‘悖君’之险当除”
“我辅始皇帝定天下，靠的是‘统权柄、严吏治’，张居正搞‘考成法’收官员考核权、推‘一条鞭法’统全国赋税，跟我‘强中央、弱地方’的思路契合——他若在秦国，定能帮朕把权力攥紧，压服地方豪强，比那些‘敷衍塞责’的庸官强百倍。
但他‘敢管君主’的毛病太危险：万历帝虽年幼，终究是君，他却以‘帝师’之名管皇帝起居、怼皇帝需求，这是‘目无君上’！我当年为保君权，哪怕是扶苏公子，也敢按始皇帝意旨贬谪，绝不容臣子‘越界犯上’。真要用张居正，必先让他明白‘君为臣纲’，只准他‘办事’，不准他‘置喙君权’，敢有半分违逆，就按秦律严惩。”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为民’初心与我同，其‘专权’之弊当警”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革弊政、安百姓’，张居正改‘驿传’减民负、疏河道解水患，这份‘护民’的初心，与我一致——他不像那些‘只知迎合权贵’的官员，懂得‘百姓苦’，也敢为百姓‘碰硬’，比朝中多数臣子强。
但他‘独掌大权十年’，连皇帝都得听他的，这是‘专权’之兆。我当年推庆历新政，虽也任参知政事，却始终‘与韩琦、富弼共商国是’，从不敢‘独断专行’；张居正倒好，挤走高拱、打压异己，把内阁变成‘一言堂’，这迟早会‘失人心、酿祸端’。清官干事，需‘守臣道、不越界’，不然再为民，也会因‘专权’落得骂名。”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官员）：“其‘干事’之诚可嘉，其‘心术’之偏当纠”
“我讲‘知行合一’，主张‘以心驭事、致良知’，张居正‘知民生疾苦，也行改革之事’（推一条鞭法、整吏治），这份‘干事之诚’值得肯定——他不像那些‘空谈义理、不办实事’的腐儒，是‘真为百姓做事’的官，比他们强百倍。
但他‘心术’有偏，太执着于‘靠强权推进改革’，忘了‘致良知’的根本：他廷杖反对者、打压异己，以为‘压服’就是‘解决’，却不知‘人心不服，改革难久’；他自己生活奢华却要求皇帝节俭，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违背‘良知’。若他懂‘心学’，便该知道‘改革需先服人心’，而非‘靠权力硬推’——他缺的，是‘以仁心驭强权’的智慧。”
张之洞（晚清·洋务派代表）：“其‘务实’之质可学，其‘不懂妥协’之失当戒”
“我推‘中体西用’，最重‘务实’与‘平衡’，张居正‘不搞虚功、只办实事’的特质，是晚清官员最该学的——他治河就亲自查河道，整财政就亲自定税法，比那些‘只会写奏折唱赞歌’的庸臣强；他能顶住士大夫压力推进改革，比那些‘怕担责’的软骨头有担当。
但他‘不懂妥协’的毛病，在晚清行不通：晚清内忧外患，办洋务需‘联合士绅、争取支持’，若像他那样‘硬刚反对者、得罪全朝’，连‘修铁路、办工厂’的事都办不成。我当年办汉阳铁厂，一边‘务实干事’，一边‘安抚保守派’，才让事有进展。张居正的‘务实’要学，但他‘一根筋硬刚’的做法得改——改革不是‘非黑即白’，懂得‘妥协’才能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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