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力复疆土，却未忘治民，在台垦荒、建城、定制度，此乃‘知兵亦知政’，远胜只会征战之武夫。然其‘拥兵抗清’，犯了天下安定之大忌——五代乱局，皆因藩镇拥兵自重。若能‘杯酒释兵权’，归顺清廷以保一方百姓，既全了对明室的‘义’，又护了天下的‘安’，方为两全之策。”
宋高宗赵构：“郑成功‘父降子不降’，母死殉节、子继父志，以海岛为根基，坚守‘复明’之志，此等忠孝气节，堪比岳飞（抗金名将）！朕当年偏安临安（杭州），何尝不想北伐中原、收复故土？他北伐南京，虽未成功，却也让清人（金人般的外族）震动，这份勇气，朕深为敬佩。但武将掌兵，需知‘进退’——他若能像韩世忠（南宋抗金名将）一般，在适当时机与朝廷（清朝）议和，保东南与台湾安定，既可保全百姓，也能为朱明宗室留存血脉，未必不是良策。一味硬拼，终致身死志灭，实为可惜。”
明太祖朱元：“朕起于淮右，从放牛娃到定鼎天下，靠的是“辨忠奸、明得失、重实效、护华夏”这十二字。郑成功这小子，一生行迹，朕看得分明，有可赞的忠勇，有可叹的执念，也有该骂的糊涂，得掰开揉碎了说——既看他对大明的“忠”，也看他做事的“实”，更看他对华夏疆土的“责”。
先说最该赞的：护华夏之土，驱外夷之寇，这份功，大明子孙该记一辈子。朕当年推翻暴元，是把占我中原百年的蒙古人赶回去，为的就是“复汉家衣冠，保华夏疆土”；郑成功把荷兰红毛鬼从台湾赶跑，占了那片海岛，也是“守华夏寸土，拒外夷染指”，这路数和朕一样！台湾那地方，早年虽少有人烟，但也是大禹定九州时的“扬州荒裔”，属华夏之地，红毛鬼用洋枪洋炮占了，就是欺我大明无人。郑成功不管自己兵力多弱、处境多难，敢提刀跨海去打，打下来还设府、垦荒、办学，让汉家百姓去扎根，这不是“勇”，是“义”——为华夏争义，为大明守土。换做朕手下的徐达、常遇春，遇到这等事，也会这么干！朕当年在应天，连陈友谅、张士诚那样的强敌都敢拼，郑成功这份“不怵外夷、敢夺故土”的劲儿，像朕的兵！
再说说他的“忠”，可赞也可叹：对大明的忠心没歪，但认死理认得太蠢，把“复明”的路走窄了。朕建立大明后，最恨的就是“贰臣”——像洪承畴那样背明降清的，朕若活着，必剥其皮、食其肉！郑成功不肯降清，还打着“明室”的旗号抗清，这份“不事二主”的忠心，比那些见风使舵的南明官员强百倍。但他蠢就蠢在：“复明”不是守着一个空名头，是要“保百姓、安天下”。朕当年打天下，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是因为元廷苛政，百姓活不下去，朕要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可郑成功呢？明明清朝已经占了中原，南明小朝廷一个比一个窝囊，他不先在台湾练强兵、积粮草，反而一次次从福建沿海出兵，打了败、败了打，把沿海百姓折腾得家破人亡——田园被清军烧了，壮丁被拉去当兵，老人孩子饿死在路边，这哪是“复明”？这是“害民”！朕要是他，就该先守好台湾：把田种好，让军民有饭吃；把水师练强，让清军不敢来犯；再派人去中原联络百姓，等清朝自己出了乱子（比如官吏腐败、百姓造反），再举兵北伐——这才是“谋定而后动”，不是逞匹夫之勇！
还有他最该骂的糊涂：把“小义”当“大义”，忘了“华夏一统”才是根本。朕当年灭陈友谅、张士诚，不是为了争地盘，是为了结束乱世，让天下一统——只有一统，百姓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郑成功占着台湾抗清，看似是“忠于大明”，实则是“裂土自据”。他不想想：清朝虽然是满人建立的，但只要它肯尊华夏文化、让百姓安居乐业，就该“顺天应人”；可他偏要抱着“明室正统”不放，把台湾当成“独立王国”，忘了“华夏”才是根，不是“朱姓”才是根。朕当年立太子，是为了“国本稳固”，不是为了“朱家私产”——若后代皇帝昏庸，百姓活不下去，有人能替朕救百姓，朕也认！郑成功倒好，明明能和清朝谈条件：只要清朝承认台湾是华夏之地、不害台湾百姓，他就归顺，一起保华夏疆土，可他偏不！非要硬拼，最后自己累死在台湾，儿子还不争气，让施琅一锅端了——这不是“忠”，是“愚”！”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郑成功是大明难得的忠勇之臣！朕当年靖难，为的是‘清君侧、保大明’，他抗清复台，为的是‘保明室、存华夏’，这份心是一样的。他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比朕派郑和下西洋‘扬大明国威’更实在——郑和是‘宣威’，他是‘夺土’，台湾从此牢牢握在华夏手中，这是他给大明立的不世之功。但他也犯了大错：朕当年五次亲征蒙古，是为‘主动出击，破除威胁’，他却困守台湾，只守不攻，忘了‘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若他能像朕用郑和那样，组建更强的水师，从台湾、福建两路夹击清军，再联合西南的沐氏后裔，未必不能‘复我大明江山’。可惜啊，他太保守，把台湾当成了‘避难所’，而非‘反攻基地’，最终让大明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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