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二十六年的春天。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而比自然生机更为蓬勃的,是这片古老帝国内部所迸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与商业活力。
北京旧城改造的“标杆效应”,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由格物院编纂、朝廷颁行的《新城建设通则》与《旧城改造指导方略》,成为了各地州县官员案头最重要的文件。
一股规划新城、改造旧邑的热潮,席卷了大江南北。
在富庶的江南,
苏州府依托运河枢纽,规划了集纺织工坊、印染集中区、商贸码头于一体的“苏州新城东区”,旨在将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升级为规模化、标准化的产业集群。
松江府(上海前身)则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大力扩建码头仓库区,规划格物院船舶研究所分所,野心勃勃地欲与广州、泉州争锋,成为新的海运门户。
在中原腹地,开封、洛阳等古都,亦不甘落后。
它们借鉴北京经验,在保留古城核心区历史风貌的同时,于外围开辟新的发展空间,铺设水泥官道,修建公共排水设施,力图重现昔日繁华。
甚至连西北的兰州、西南的成都,也依据自身地理特点与资源禀赋,启动了各自的城建计划。
兰州重点加固黄河堤岸,规划连接西域的铁路枢纽站场;成都则利用都江堰水利之便,优化城内水道,建设新型的织锦工坊区。
近些年来,随着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海外金银的持续输入,民间财富有了显着的积累。
以往只有达官显贵才敢奢望的砖瓦房、青砖院,如今在许多城镇,甚至一些富裕的乡村,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赵氏建材”的水泥、标准化烧制的红砖、格物院推广的改良版玻璃窗,这些曾经的新奇之物,如今通过逐渐成型的商业网络,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
民间兴起了“建房热”、“换房热”。
人们不再满足于遮风避雨的茅屋土坯,开始追求更坚固、更明亮、更卫生的居所。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了推动基础建设最原始也最强大的动力。
“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已从朝廷的方略,深入民间人心。
虽然贯通全国的铁路网络尚在蓝图之中,但以北京为中心,连接南京、西安、广州等主要城市的铁路主干线,已然在蒸汽机车的轰鸣声中初步贯通。
更为细密的、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泥官道和省道建设,则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
交通的便捷,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
南方的茶叶、丝绸,北方的毛皮、药材,东部的瓷器、海盐,西部的矿产、瓜果,得以更快、更大量地流通。
以往局限于地方的特色产品,如今有了行销全国的可能。
商业环境的改善和官府的鼓励政策,如同给这片本就充满商业基因的土地施了肥。
工商部推行《促进工商简便十条》,大幅简化商户登记、货物查验手续,并设立“小微商贷”,由皇家银行提供低息启动资金。
一时间,市井之间,新开的店铺如雨后春笋。
不仅有传统的饭庄、布行、杂货铺,更涌现出许多新行当:专营西山格物院出产的各种新奇物件的“格物用品店”;代理蜂窝煤、铁皮暖炉的“兴业总局特许经销点”;广告”意识也是深入人心,一些酒楼、绸缎庄开始聘请秀才书写朗朗上口的宣传语,贴在繁华路口。
更令人瞩目的是,一些胆大、眼光敏锐的商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
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国内辗转贩运,而是组建起自己的船队,或搭乘官方的运输舰只,直接与东南亚、印度,乃至美洲进行贸易。
在广州港,来自福建的林氏商行,刚刚卸下从美洲“新明港”运回的一船玉米种子和美洲特有的靛蓝染料,又马不停蹄地将景德镇的瓷器、苏杭的丝绸、以及西山工坊出产的廉价而精美的塑料梳子、玻璃镜子装船,准备发往马六甲,与等候在那里的阿拉伯商人交易。
“这美洲的玉米,耐旱高产,已在福建山地试种成功,此番定要大量引入,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买卖!”林东家站在码头上,看着忙碌的工人,脸上洋溢着开拓者的豪情。他的商行,甚至雇佣了几名在格物学堂学过基础算术和地理的年轻人,专门负责核算成本和规划航线。
这些民间海商,成为了帝国开拓海洋的排头兵和毛细血管,他们将大明的商品与文化带向世界,也将海外的物产、信息乃至潜在的威胁,反馈回国内。
然而,盛世之下,并非全然是鲜花与掌声。
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种新问题、新矛盾,这是改革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阵痛。
首先是无序竞争与商业纠纷的激增。
随着市场扩大,商户间因模仿、压价、合同违约而产生的冲突层出不穷。
传统的行会调解机制已难以应对,而新的、系统的《商法典》尚在起草论证阶段,导致许多纠纷得不到及时、公正的裁决,影响了商业环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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