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第一次试镜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但当我们让他吹芦笙时，他立刻变了个人 —— 眼神明亮，手指灵活，旋律里满是感情。” 选角导演回忆道，“杨思雨则把自己的画本带给我们看，里面画满了大山、河流、鼓楼，还有她想象中的‘城市高楼’，我们当场就确定，她就是小花。”
为了让孩子适应拍摄，剧组安排了 “表演体验课”，但不教 “套路化的动作”，而是让他们 “玩游戏”“讲故事”：比如让孩子们模仿 “开心”“难过”“期待” 的表情，用自己的话讲述 “最难忘的一件事”，甚至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地画画、吹芦笙。“我们要的不是‘演出来的真实’，而是‘真实的自然流露’。” 赵伟说，“有一场‘小花拿到画笔’的戏，杨思雨没有按照剧本‘开心地笑’，而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画笔，眼圈红了，然后偷偷擦掉眼泪，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这个即兴的反应，比剧本设计的更动人，我们当场决定保留这个镜头。”
雷山县的自然风光和民族建筑，成为《大山里的课堂》的 “天然布景”。剧组没有搭建人工场景，而是选择在真实的乡村学校、梯田、鼓楼、河边拍摄，让每一个镜头都充满 “大山的气息”。
“电影里的‘大山村小学’，取景于雷山县西江镇中心小学的老校区。” 美术指导张磊说，“这个校区有几十年历史，木质的教室、石砌的围墙、操场边的大榕树，都和剧本里的描写一模一样。我们只是稍微修缮了一下漏雨的屋顶，添置了一些和剧本相符的旧课桌椅、黑板，没有做太多改动，保留了学校的原始风貌。”
梯田是电影中 “最具诗意” 的场景之一。剧组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拍摄 “孩子们在梯田边上学、放牛” 的镜头：清晨，雾气笼罩着梯田，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田埂小路走，阳光透过雾气洒下来，形成一道道光柱；傍晚，夕阳把梯田染成金色，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牛群在旁边悠闲地吃草。“这些镜头不用任何滤镜，就能拍出大山的美。” 摄影指导李哲说，“有一次，我们拍摄‘小花在梯田边画画’的场景，突然下起了小雨，雨滴落在梯田里，泛起一圈圈涟漪，杨思雨下意识地把画本抱在怀里，这个意外的画面，比我们设计的更有感觉，最后也放进了电影里。”
侗族鼓楼是 “议事会” 场景的拍摄地。剧组选择的雷山县郎德上寨鼓楼，有 200 多年历史，木质结构精巧，雕梁画栋上刻着侗族的传统图案。“拍摄‘议事会’时，我们没有用人工灯光，而是利用鼓楼顶部的‘天井’，让自然光洒进来，照亮寨老和孩子们的脸。” 李哲说，“自然光的柔和，能更好地展现‘议事会’的庄重与温暖，让观众感受到少数民族社区的凝聚力。”
《大山里的课堂》的道具，大多来自 “真实的乡村生活”，有些甚至是孩子们自己的物品，这些充满 “生活痕迹” 的道具，成为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
小花的 “铁盒子画笔”，是剧组从当地一个孩子手里借来的 —— 这个铁盒子原本装饼干，孩子把它洗干净，用来装捡来的铅笔、蜡笔，每支笔都用布条缠着，防止折断。“我们问孩子能不能借我们用，他特别大方地说‘可以，只要别弄坏我的布条’。” 道具组负责人说，“拍摄时，杨思雨拿着这个铁盒子，动作特别自然，因为她知道这个盒子对孩子有多重要。”
阿笙的 “芦笙”，是苗族传承人吴正勇亲手制作的，比传统芦笙小一号，适合孩子演奏。吴正勇还在芦笙上刻了苗族的 “鸟纹”，象征 “自由与希望”。“王浩拿到芦笙后，每天都抱着练习，甚至睡觉都放在床边。” 赵伟说，“有一场‘阿笙在榕树下吹芦笙’的戏，他吹的旋律是自己编的，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感情，连吴正勇都夸他‘有天赋’。”
电影里的 “苗族刺绣作品”，是当地孩子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制作的。小花绣的 “家乡全景图”，绣了三个月，上面有鼓楼、梯田、吊脚楼，还有孩子们在河边玩耍的场景，每一针都很细致。“这个作品不是‘道具’，而是孩子真实的创作，里面藏着他们对家乡的爱。” 李敏说，“拍摄‘小花展示作品’的戏时，杨思雨的手一直在抖，不是紧张，而是因为她知道这个作品的意义，这种真实的情绪，让镜头特别有感染力。”
《大山里的课堂》作为一部 “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上映前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却凭借 “真实的故事”“温暖的情感”“深厚的文化”，在上映后引发 “现象级” 反响 —— 票房突破 5 亿，豆瓣评分 8.6 分，成为年度 “口碑黑马”；被教育部评为 “年度乡村教育宣传影片”，推荐给全国中小学观看；甚至引发了 “乡村艺术教育” 的社会讨论，推动更多企业和公益组织关注乡村孩子的艺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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