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第一次试镜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但当我们让他吹芦笙时,他立刻变了个人 —— 眼神明亮,手指灵活,旋律里满是感情。” 选角导演回忆道,“杨思雨则把自己的画本带给我们看,里面画满了大山、河流、鼓楼,还有她想象中的‘城市高楼’,我们当场就确定,她就是小花。”
为了让孩子适应拍摄,剧组安排了 “表演体验课”,但不教 “套路化的动作”,而是让他们 “玩游戏”“讲故事”:比如让孩子们模仿 “开心”“难过”“期待” 的表情,用自己的话讲述 “最难忘的一件事”,甚至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地画画、吹芦笙。“我们要的不是‘演出来的真实’,而是‘真实的自然流露’。” 赵伟说,“有一场‘小花拿到画笔’的戏,杨思雨没有按照剧本‘开心地笑’,而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画笔,眼圈红了,然后偷偷擦掉眼泪,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这个即兴的反应,比剧本设计的更动人,我们当场决定保留这个镜头。”
雷山县的自然风光和民族建筑,成为《大山里的课堂》的 “天然布景”。剧组没有搭建人工场景,而是选择在真实的乡村学校、梯田、鼓楼、河边拍摄,让每一个镜头都充满 “大山的气息”。
“电影里的‘大山村小学’,取景于雷山县西江镇中心小学的老校区。” 美术指导张磊说,“这个校区有几十年历史,木质的教室、石砌的围墙、操场边的大榕树,都和剧本里的描写一模一样。我们只是稍微修缮了一下漏雨的屋顶,添置了一些和剧本相符的旧课桌椅、黑板,没有做太多改动,保留了学校的原始风貌。”
梯田是电影中 “最具诗意” 的场景之一。剧组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拍摄 “孩子们在梯田边上学、放牛” 的镜头:清晨,雾气笼罩着梯田,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田埂小路走,阳光透过雾气洒下来,形成一道道光柱;傍晚,夕阳把梯田染成金色,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牛群在旁边悠闲地吃草。“这些镜头不用任何滤镜,就能拍出大山的美。” 摄影指导李哲说,“有一次,我们拍摄‘小花在梯田边画画’的场景,突然下起了小雨,雨滴落在梯田里,泛起一圈圈涟漪,杨思雨下意识地把画本抱在怀里,这个意外的画面,比我们设计的更有感觉,最后也放进了电影里。”
侗族鼓楼是 “议事会” 场景的拍摄地。剧组选择的雷山县郎德上寨鼓楼,有 200 多年历史,木质结构精巧,雕梁画栋上刻着侗族的传统图案。“拍摄‘议事会’时,我们没有用人工灯光,而是利用鼓楼顶部的‘天井’,让自然光洒进来,照亮寨老和孩子们的脸。” 李哲说,“自然光的柔和,能更好地展现‘议事会’的庄重与温暖,让观众感受到少数民族社区的凝聚力。”
《大山里的课堂》的道具,大多来自 “真实的乡村生活”,有些甚至是孩子们自己的物品,这些充满 “生活痕迹” 的道具,成为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
小花的 “铁盒子画笔”,是剧组从当地一个孩子手里借来的 —— 这个铁盒子原本装饼干,孩子把它洗干净,用来装捡来的铅笔、蜡笔,每支笔都用布条缠着,防止折断。“我们问孩子能不能借我们用,他特别大方地说‘可以,只要别弄坏我的布条’。” 道具组负责人说,“拍摄时,杨思雨拿着这个铁盒子,动作特别自然,因为她知道这个盒子对孩子有多重要。”
阿笙的 “芦笙”,是苗族传承人吴正勇亲手制作的,比传统芦笙小一号,适合孩子演奏。吴正勇还在芦笙上刻了苗族的 “鸟纹”,象征 “自由与希望”。“王浩拿到芦笙后,每天都抱着练习,甚至睡觉都放在床边。” 赵伟说,“有一场‘阿笙在榕树下吹芦笙’的戏,他吹的旋律是自己编的,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感情,连吴正勇都夸他‘有天赋’。”
电影里的 “苗族刺绣作品”,是当地孩子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制作的。小花绣的 “家乡全景图”,绣了三个月,上面有鼓楼、梯田、吊脚楼,还有孩子们在河边玩耍的场景,每一针都很细致。“这个作品不是‘道具’,而是孩子真实的创作,里面藏着他们对家乡的爱。” 李敏说,“拍摄‘小花展示作品’的戏时,杨思雨的手一直在抖,不是紧张,而是因为她知道这个作品的意义,这种真实的情绪,让镜头特别有感染力。”
《大山里的课堂》作为一部 “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上映前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却凭借 “真实的故事”“温暖的情感”“深厚的文化”,在上映后引发 “现象级” 反响 —— 票房突破 5 亿,豆瓣评分 8.6 分,成为年度 “口碑黑马”;被教育部评为 “年度乡村教育宣传影片”,推荐给全国中小学观看;甚至引发了 “乡村艺术教育” 的社会讨论,推动更多企业和公益组织关注乡村孩子的艺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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