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细腻笔触描写战争创伤而闻名的作家在被押上黑色轿车时,对着围观的记者和人群悲愤地高喊:“凭什么抓我?!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不被战争吞噬!我抨击穷兵黩武,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我们的青年白白送死,我们的国家走向毁灭!这难道不是最深沉的爱国吗?你们这些特务,才是真正的国贼!你们在扼杀这个国家的良心!”
一位在大学任教、曾翻译过美国文学作品的教授在审讯室里据理力争:“我和美国人的接触仅限于学术交流!我的工作是让日本了解世界!难道接触美国文化就是叛国吗?那帝国为何还要学习西方的科技?锁国才是灭亡之道!”
然而,在特高课“有罪推定”的逻辑下,任何与西方的关联、任何对政策的质疑,都成了“叛国”的铁证。文学界噤若寒蝉,人人自危,自由的创作火花被彻底扑灭。
更猛烈的风暴席卷了财界。三井财阀的核心人物之一,三井良介,在办公室被特高课和外务省官员“请”去“协助调查”。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他名下的贸易公司与美国西部的特纳·史密斯集团有过长期的、激烈的商业竞争关系。
“荒谬!无耻!”三井良介在审讯室里气得浑身发抖,对着审讯他的特务咆哮,“全日本商界谁不知道,我和特纳·史密斯是死对头!我们在南洋的橡胶市场、在中国的矿业开采上斗得你死我活!我恨不得他的公司明天就倒闭!我怎么可能向他传递情报?!你们特高课是不是疯了?!连基本的商业常识都没有吗?!”
特务面无表情地记录着,冷冷地回应:“正因为你们接触频繁,竞争激烈,才有更多的机会和动机进行秘密交易。我们需要你解释清楚每一笔与特纳集团有关的资金往来和通信内容。”
三井良介的被查,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财阀圈子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地震。其他大财阀,如三菱、住友、安田的掌门人,都感到脖颈一凉。他们谁没有与欧美企业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谁没有在海外市场与英美公司竞争合作?按照特高课的逻辑,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间谍嫌疑犯”!
财阀的反击与天皇的困境
恐慌迅速转化为行动。几位财阀巨头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动用一切人脉,联合求见裕仁天皇。在庄严而压抑的皇宫里,他们向天皇陈情,语气充满了焦虑和愤慨:
“陛下!特高课和外务省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打着肃清间谍的旗号,实际上是在破坏帝国的经济根基!三井良介君为国经商,开拓市场,如今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调查,这会让所有为国效力的商人心寒!长此以往,谁还敢与外国做生意?谁还敢为帝国获取急需的外汇和资源?这无异于自断臂膀!”
“陛下,当前帝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急需稳定内部,凝聚力量。如此扩大化的清洗,只会造成精英离心,社会动荡,正中英美等敌对国家的下怀啊!恳请陛下明察,下旨制止这种疯狂的行为!”
裕仁天皇坐在御座上,听着财阀们的哭诉,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无力感。他深知近卫首相掀起这场清洗运动,源于对美国情报能力的恐惧,目的是巩固内部。但他也明白,财阀是支撑日本战争经济的支柱,把他们逼反了,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他作为“立宪君主”,又不能直接干预政府执法。
他只能采取一种含蓄的方式,对侍从长低声吩咐:“告知近卫首相,肃清间谍固然重要,但需注意方式方法,讲求证据,避免波及无辜,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这道模糊的“圣意”传到首相官邸,近卫文麿也陷入了两难。他知道清洗已经过头,引起了强大的反弹,但箭已射出,若轻易收回,特高课和外务省的权威将受损,他自己也会被军部指责为软弱。
于是,一场荒唐而残酷的闹剧在东京上演:一边是特高课继续抓人,制造恐怖;一边是财阀拼命营救,抱怨连连;而天皇和内阁则在中间摇摆不定。这场由误判引发的“间谍恐慌”,没有抓到真正的美国间谍(因为根本不存在),却严重撕裂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消耗了本已紧张的国力,为日本在未来的战略抉择中,埋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而这一切,都被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华盛顿的罗斯福,冷眼旁观,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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