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细腻笔触描写战争创伤而闻名的作家在被押上黑色轿车时，对着围观的记者和人群悲愤地高喊：“凭什么抓我？！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不被战争吞噬！我抨击穷兵黩武，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我们的青年白白送死，我们的国家走向毁灭！这难道不是最深沉的爱国吗？你们这些特务，才是真正的国贼！你们在扼杀这个国家的良心！”
一位在大学任教、曾翻译过美国文学作品的教授在审讯室里据理力争：“我和美国人的接触仅限于学术交流！我的工作是让日本了解世界！难道接触美国文化就是叛国吗？那帝国为何还要学习西方的科技？锁国才是灭亡之道！”
然而，在特高课“有罪推定”的逻辑下，任何与西方的关联、任何对政策的质疑，都成了“叛国”的铁证。文学界噤若寒蝉，人人自危，自由的创作火花被彻底扑灭。
更猛烈的风暴席卷了财界。三井财阀的核心人物之一，三井良介，在办公室被特高课和外务省官员“请”去“协助调查”。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他名下的贸易公司与美国西部的特纳·史密斯集团有过长期的、激烈的商业竞争关系。
“荒谬！无耻！”三井良介在审讯室里气得浑身发抖，对着审讯他的特务咆哮，“全日本商界谁不知道，我和特纳·史密斯是死对头！我们在南洋的橡胶市场、在中国的矿业开采上斗得你死我活！我恨不得他的公司明天就倒闭！我怎么可能向他传递情报？！你们特高课是不是疯了？！连基本的商业常识都没有吗？！”
特务面无表情地记录着，冷冷地回应：“正因为你们接触频繁，竞争激烈，才有更多的机会和动机进行秘密交易。我们需要你解释清楚每一笔与特纳集团有关的资金往来和通信内容。”
三井良介的被查，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财阀圈子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地震。其他大财阀，如三菱、住友、安田的掌门人，都感到脖颈一凉。他们谁没有与欧美企业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谁没有在海外市场与英美公司竞争合作？按照特高课的逻辑，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间谍嫌疑犯”！
财阀的反击与天皇的困境
恐慌迅速转化为行动。几位财阀巨头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动用一切人脉，联合求见裕仁天皇。在庄严而压抑的皇宫里，他们向天皇陈情，语气充满了焦虑和愤慨：
“陛下！特高课和外务省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打着肃清间谍的旗号，实际上是在破坏帝国的经济根基！三井良介君为国经商，开拓市场，如今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调查，这会让所有为国效力的商人心寒！长此以往，谁还敢与外国做生意？谁还敢为帝国获取急需的外汇和资源？这无异于自断臂膀！”
“陛下，当前帝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急需稳定内部，凝聚力量。如此扩大化的清洗，只会造成精英离心，社会动荡，正中英美等敌对国家的下怀啊！恳请陛下明察，下旨制止这种疯狂的行为！”
裕仁天皇坐在御座上，听着财阀们的哭诉，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无力感。他深知近卫首相掀起这场清洗运动，源于对美国情报能力的恐惧，目的是巩固内部。但他也明白，财阀是支撑日本战争经济的支柱，把他们逼反了，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他作为“立宪君主”，又不能直接干预政府执法。
他只能采取一种含蓄的方式，对侍从长低声吩咐：“告知近卫首相，肃清间谍固然重要，但需注意方式方法，讲求证据，避免波及无辜，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这道模糊的“圣意”传到首相官邸，近卫文麿也陷入了两难。他知道清洗已经过头，引起了强大的反弹，但箭已射出，若轻易收回，特高课和外务省的权威将受损，他自己也会被军部指责为软弱。
于是，一场荒唐而残酷的闹剧在东京上演：一边是特高课继续抓人，制造恐怖；一边是财阀拼命营救，抱怨连连；而天皇和内阁则在中间摇摆不定。这场由误判引发的“间谍恐慌”，没有抓到真正的美国间谍（因为根本不存在），却严重撕裂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消耗了本已紧张的国力，为日本在未来的战略抉择中，埋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而这一切，都被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华盛顿的罗斯福，冷眼旁观，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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