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才流失，底层逻辑是系统失灵。这话说得精准。我们电力系统，看似铁打的营盘，实则若留不住能人，也终将成为一艘漏水的巨轮，任凭甲板如何光鲜，也难逃缓慢沉没的命运。这些年，我从电厂到电力设计院，再到最终落脚交通研究院，这辗转的轨迹，恰是这句话在我生命里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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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我从院校毕业，带着一腔热血走进了那座庞大的区域性火电厂。彼时，它在我眼中是力量的象征，是点亮万家灯火的源头。高耸的冷却塔吞吐着白色水汽，厂房内发电机的轰鸣声沉稳有力，如同一个工业巨人的心跳。起初，一切都是新奇的。我跟着老师傅爬锅炉、巡汽机、校保护定值，将书本上的知识一点点烙进实践的熔炉里。不过三五年，我已能独立处理不少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对机组某些运行优化提出了被采纳的建议，那时感觉自己是真真切切为这钢铁巨兽注入灵魂的一员。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那轰鸣声不再令人心潮澎湃，反而成了某种沉闷的背景音。变化是细微的，却又是持续的。薪酬的增长缓慢得像老牛拉车，远远被同窗们甩在身后，这固然让人有些气闷，但真正让人心凉的，远非于此。
我记得，为了应对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我花了近半年业余时间，研究了一套针对脱硫系统的精细化运行方案，能小幅提升效率，降低厂用电耗。我兴冲冲地将厚厚一叠报告交给部门主任。他翻了两页，放在一边，说了句“想法很好，我们再研究研究”，便再无下文。后来，类似的想法在行业会议上听说别的电厂实施了，效果不错。那一刻，心里的失落，比任何一次奖金迟发都来得深刻。你的优秀表现，在这里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者，干脆就被无视。那些真正有挑战性、能让人成长的技改项目，往往落不到我们这些想干事的人头上，反倒是那些“会来事儿”的同事，总能找到更轻松体面的差事。
办公环境也似乎在悄无声息地恶化。控制室的桌椅十几年未换，吱呀作响；想申请几本最新的专业书籍，流程走得比机组启动还慢。更让人无力的是那种内部公平感的缺失。一次竞聘上岗，一个技术能力平平、但据说“上面有人”的同事，轻松胜出。领导在会后拍拍我的肩膀，“小王，你还年轻，要以大局为重，要讲奉献，讲忠诚。”我心里那杆秤，瞬间倾斜了。能人需要的，从来不是特殊优待，只是一个能够施展才华、能被看见、能被公正对待的生态系统罢了。
我开始沉默。班前会上不再主动发言，那些在脑海里盘旋的优化点子，渐渐被自己按下。承担的责任范围，也下意识地缩小，只完成分内之事，不多一分。甚至，对于系统中那些明显的低效和浪费，我也变得异常“宽容”——反正说了也没用，何必浪费情绪？现在想来，那段日子，正是赫茨伯格所说的“激励因素”全面缺失的阶段。成就感、认可感、成长空间、责任与意义，这些让工作拥有灵魂的东西，一样样从我的日常中抽离。
反而是办公室里那几个整天抱怨公司这不好、那不对的老大哥，他们雷声大，雨点小，年年喊走，年年还在。我懂了，真正想走的人，是懒得抱怨的。公司好与不好，似乎都已与自己无关。
于是，在一个完成交接、整理好个人物品的下午，天气很好，阳光透过厂区那排老杨树，洒下斑驳的光影。我抱着纸箱，像往常下班一样，跟门卫打了个招呼，走出那座曾经寄托了我青春与梦想的厂门，没有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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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省内一家颇有名气的电力设计院。起初，我以为这里会不同。毕竟，设计工作需要更多的创造性和专业性。头两年，确实找回了一些激情。我埋头于图纸、规范和一次次现场勘测，为一个变电站的优化布局绞尽脑汁，当方案获得认可时，那种久违的成就感让我欣慰。
但好景不长。设计院同样有其痼疾。管理流程的冗长低效，有时远超电厂。一个项目的评审，要经过层层关卡，每个环节都可能因为某个领导的“再想想”或者行政权力的干预而推倒重来。专业决策常常需要为行政意志让路。我负责过一个输电线路项目，从技术角度论证的路径是最优的，但因为要绕开某个镇领导的亲戚家的果园，被迫改线，增加了大量成本和后期运行风险。当你发现，你辛辛苦苦基于科学和专业得出的结论，抵不过一句轻飘飘的“关照”，那种个人价值感与组织目标的脱节，让人倍感无力。
“鞭打快牛”在这里是常态。你能干，就意味着更多的活、更紧的工期、更重的责任压过来，而回报，却并未同步。学习成长的机会也屈指可数，院里更倾向于让你不停地产出，而不是给你充电。我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持续放电的电池，电量即将耗尽。
能人的离去，果然会产生乘数效应。我们科室一位顶尖的结构专家辞职去了南方一家民营设计公司。他不仅带走了处理复杂地质条件下基础设计的独到经验，更留下了一个技术的黑洞。他走后，好几个相关项目进度受阻，质量也打了折扣。办公室里开始弥漫一种情绪：“连他都走了，这里还有什么希望？”那些未曾文档化的、存在于他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和决断力，也随之消失，这是任何档案库都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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