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工在颠簸的皮卡车上睁开眼，窗外是连绵的灰色山峦。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被翻得起皱的设计图纸。
“还有多久到风垭口？”他问司机小张。
“快了，陈工，最多四十分钟。您再歇会儿？”
陈工摇摇头，重新将目光投向图纸。这条500千伏输电线路要穿越滇北最复杂的喀斯特地貌，他是结构设计负责人，此行就是去风垭口解决三座特高塔的基础位移问题。公司里年轻人都说他是“铁塔神医”，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称号背后是二十多年翻山越岭积累下的眼力。
皮卡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行，陈工的手指在图纸上轻轻划过，脑海中已经构建起铁塔与山体的立体模型。这是他第三次前往风垭口，前两次的加固方案效果都不理想。昨夜他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一种非对称基础设计，或许能解决那该死的偏斜问题。
雨点开始敲击挡风玻璃，山间的天气说变就变。小张打开了雨刷器，车速慢了下来。
“这鬼天气，”小张嘟囔着，“陈工，您系好安全带，这段路塌方多。”
陈工心不在焉地拉过安全带，注意力仍集中在图纸上。他计算着新方案的成本，比原设计高出百分之十五，但若能一劳永逸……
刺耳的喇叭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他抬头，看见一辆失控的货车正迎面冲来。小张猛打方向盘，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陈工的最后记忆是金属撕裂的巨响和玻璃碎裂的声音，如同一座铁塔轰然倒塌。
醒来时，他已经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右腿打着石膏，胸口缠着绷带，每一次呼吸都带来针扎般的疼痛。医生告诉他，肋骨断了三根，右腿胫骨骨折，还有轻微脑震荡。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陈工声音嘶哑地问。
“至少得住两周，然后回家静养。完全恢复的话，恐怕要三个月。”
三个月。陈工闭上眼睛，风垭口的铁塔还在等着他。
出院后，他被迫在家休养。头几个星期，他连独立下床都困难。妻子把他的绘图板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但他连弯腰取东西都做不到。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他完全停下了工作。
公司派来看望他的同事带来了风垭口的最新消息：临时加固措施效果不佳，塔基位移又增加了两毫米。如果再找不到解决办法，整个项目可能面临重新选址，那意味着前期投入的数千万元将打水漂。
夜里，他梦见铁塔在风中摇晃，基础螺栓一颗颗崩开，最后整座塔扭曲着倒下，扯断的导线像垂死的蛇一样蜷曲在地面上。
进入第二个月，他已经能在助行器的帮助下移动。每天，他让妻子把图纸钉在客厅的墙上，自己则坐在沙发上盯着看。那些曾经清晰无比的线条和数字，如今却像一团乱麻。脑震荡的后遗症让他的思维时不时断线，注意力难以集中。
一天下午，他望着窗外小区里的儿童游乐场，几个孩子正在玩滑梯。他突然注意到，滑梯的支撑结构与他正在研究的塔基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个偶然的发现让他兴奋不已，他尝试着将这种类比记录下来，但拿起笔时，却发现自己的右手仍在微微颤抖，连直线都画不直。
绝望几乎要将他吞没。他，一个能设计百米高塔的结构师，如今连最简单的图形都绘制不了。
“我完了，”那天晚上，他对妻子说，“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妻子没有说话，只是握住他颤抖的手，把它贴在自己脸颊上。
第三个月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能拄着拐杖行走了。思维也逐渐清晰，那些曾经断线的思路重新连接起来。一个午后，他看着孙子玩积木，孩子用不对称的结构搭起了一座城堡，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却意外地稳定。
刹那间，灵感如闪电般击中了他。他想起车祸前的那个非对称基础设计，但这一次，他想得更远：为什么不借鉴斜拉桥的原理？在塔基两侧设置预应力锚固，利用岩体自身的稳定性来平衡不均匀沉降。
他激动地拄着拐杖冲到书房，开始涂画计算。手仍然有些抖，但已经不影响他表达思路。他工作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妻子来叫他吃饭。
“我找到了，”他抬头对妻子说，眼中闪着光，“我找到解决办法了。”
接下来的两周，他几乎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通过视频会议，他与公司的设计团队保持联系，不断完善这个被年轻人称为“陈氏锚固”的新方案。他甚至自学了三维建模软件，以便更直观地展示自己的构想。
满三个月的那天，他亲自回到公司汇报方案。当他拄着拐杖走进会议室时，全体同事起立鼓掌。投影屏上展示着他的设计：不再是单纯地与山体对抗，而是巧妙地利用山体的特性，让铁塔成为山脉的自然延伸。
“有时候，”他在汇报结尾说，“我们需要被彻底打断，才能以新的方式重新连接。”
方案获得一致通过。施工队按照他的设计进行加固，效果超出预期。风垭口的铁塔问题终于解决了。
半年后，陈工站在风垭口上，仰望着已经投入运行的输电线路。银色的导线在蓝天下划出优美的弧线，铁塔巍然屹立，仿佛自古以来就是这山脉的一部分。
他微微活动了一下右腿，雨天时还会隐隐作痛。但那疼痛提醒着他：有些断裂，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有些停顿，是为了更远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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