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脑子都是横扫千军、坐上北京龙椅的宏图霸业，对于“工匠待遇”、“商税减免”、“铸新钱”这些琐碎无比、且听起来遥遥无期的“文绉绉”的事情，他本能地感到厌烦和不解。
在他看来，有了刀把子，什么东西抢不来？
何必费那个劲去慢慢生产？
而牛金星，这位“开国宰相”，正忙于巩固自己的权位，忙于安排亲信，忙于起草各种彰显新朝气象的文书告示，更忙于揣摩和迎合李自成那颗急于求成的心。
当他看到苏俊朗这份洋洋洒洒、充满“保护工匠”、“鼓励商贸”字眼的奏章时，嘴角不禁撇起一丝讥诮的冷笑。
“迂腐！
书生之见！”
他将奏章随手扔在堆积如山的文书最底层，对身旁的心腹嗤笑道，
“如今王业初创，正宜乘胜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寰宇！
苏俊朗却在此大谈什么工商末技，缓不济急！
等咱们拿下了北京城，整个天下都是陛下的，何愁没有工匠商人来投？
何必此刻浪费精力于这些微末之事？
真是看不清大势！”
在这对君臣眼中，苏俊朗的奏章，完全是不合时宜的“书生之见”，是“缓不济急”的空谈。
他们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军事胜利和权力扩张，是攻城掠地带来的即时快感和巨大缴获。
建设？
生产？
那太慢了，太麻烦了，远不如掠夺来得直接痛快。
他们的思维，依然牢牢禁锢在“流寇”的逻辑里，从未真正想过如何经营一个可持续的政权。
几天后，苏俊朗通过隐秘渠道得知，他那份倾注了心血的奏章，连被李自成御览的资格都没有，便被牛金星以“琐务冗杂，勿扰圣虑”为由，直接束之高阁，归类于无关紧要的废纸堆中。
得知这个消息时，苏俊朗正站在熙熙攘攘却又死气沉沉的洛阳街市一角。
他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凉和绝望。
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
他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衣衫褴褛的百姓在空荡荡的米店前徘徊，几个兵痞正在殴打一个试图用劣钱买布的妇人，远处传来工匠铺子被强行“征用”的呵斥声……
这一切，都与他奏章中描绘的那个有序、生产、流通的图景，形成了尖锐而残酷的对比。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牛金星，而是整个建立在流寇逻辑上的政权机器。
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都浸透着掠夺的基因，根本没有容纳任何建设性、生产性思维的土壤。
他空有超越时代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蓝图，却像是在对一块冰冷的顽石布道。
“我错了…”
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
“我总以为，可以用知识和理性去引导，去改良…却忘了，掠夺永远比生产容易，破坏永远比建设简单。
他们的目光，被眼前的金银和虚幻的王冠所蒙蔽，从未…从未真正看到过洛阳之后的日子。”
他想起了那句在后世耳熟能详的话，此刻却感到无比沉重和悲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这个新生政权的根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建立在流沙和掠夺之上的，是烂的。”
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经济困境，绝非任何技术性方案所能解决。
这是基因里的缺陷，是命运注定的死结。
那无形的经济绞索，正在一点点勒紧，而手握绞索另一端的人，却还在狂欢舞蹈，对近在咫尺的窒息浑然不觉。
而这经济的彻底崩溃，将为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灾难——
比如一场在营养不良和卫生恶化中悄然滋生的瘟疫——
铺平道路，届时，这个政权将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去应对。
苏俊朗站在喧嚣而绝望的街头，仿佛一个孤独的先知，预见了终将到来的毁灭，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车轮，朝着既定的深渊，轰然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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