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脑子都是横扫千军、坐上北京龙椅的宏图霸业,对于“工匠待遇”、“商税减免”、“铸新钱”这些琐碎无比、且听起来遥遥无期的“文绉绉”的事情,他本能地感到厌烦和不解。
在他看来,有了刀把子,什么东西抢不来?
何必费那个劲去慢慢生产?
而牛金星,这位“开国宰相”,正忙于巩固自己的权位,忙于安排亲信,忙于起草各种彰显新朝气象的文书告示,更忙于揣摩和迎合李自成那颗急于求成的心。
当他看到苏俊朗这份洋洋洒洒、充满“保护工匠”、“鼓励商贸”字眼的奏章时,嘴角不禁撇起一丝讥诮的冷笑。
“迂腐!
书生之见!”
他将奏章随手扔在堆积如山的文书最底层,对身旁的心腹嗤笑道,
“如今王业初创,正宜乘胜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寰宇!
苏俊朗却在此大谈什么工商末技,缓不济急!
等咱们拿下了北京城,整个天下都是陛下的,何愁没有工匠商人来投?
何必此刻浪费精力于这些微末之事?
真是看不清大势!”
在这对君臣眼中,苏俊朗的奏章,完全是不合时宜的“书生之见”,是“缓不济急”的空谈。
他们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军事胜利和权力扩张,是攻城掠地带来的即时快感和巨大缴获。
建设?
生产?
那太慢了,太麻烦了,远不如掠夺来得直接痛快。
他们的思维,依然牢牢禁锢在“流寇”的逻辑里,从未真正想过如何经营一个可持续的政权。
几天后,苏俊朗通过隐秘渠道得知,他那份倾注了心血的奏章,连被李自成御览的资格都没有,便被牛金星以“琐务冗杂,勿扰圣虑”为由,直接束之高阁,归类于无关紧要的废纸堆中。
得知这个消息时,苏俊朗正站在熙熙攘攘却又死气沉沉的洛阳街市一角。
他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凉和绝望。
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
他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衣衫褴褛的百姓在空荡荡的米店前徘徊,几个兵痞正在殴打一个试图用劣钱买布的妇人,远处传来工匠铺子被强行“征用”的呵斥声……
这一切,都与他奏章中描绘的那个有序、生产、流通的图景,形成了尖锐而残酷的对比。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牛金星,而是整个建立在流寇逻辑上的政权机器。
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都浸透着掠夺的基因,根本没有容纳任何建设性、生产性思维的土壤。
他空有超越时代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蓝图,却像是在对一块冰冷的顽石布道。
“我错了…”
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
“我总以为,可以用知识和理性去引导,去改良…却忘了,掠夺永远比生产容易,破坏永远比建设简单。
他们的目光,被眼前的金银和虚幻的王冠所蒙蔽,从未…从未真正看到过洛阳之后的日子。”
他想起了那句在后世耳熟能详的话,此刻却感到无比沉重和悲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这个新生政权的根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建立在流沙和掠夺之上的,是烂的。”
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经济困境,绝非任何技术性方案所能解决。
这是基因里的缺陷,是命运注定的死结。
那无形的经济绞索,正在一点点勒紧,而手握绞索另一端的人,却还在狂欢舞蹈,对近在咫尺的窒息浑然不觉。
而这经济的彻底崩溃,将为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灾难——
比如一场在营养不良和卫生恶化中悄然滋生的瘟疫——
铺平道路,届时,这个政权将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去应对。
苏俊朗站在喧嚣而绝望的街头,仿佛一个孤独的先知,预见了终将到来的毁灭,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车轮,朝着既定的深渊,轰然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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