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王”李自成关于实行“战时军管配给制”的旨意，如同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
王府门前张贴的盖着朱红大印的告示前，挤满了翘首以盼、面黄肌瘦的百姓和底层军士。
告示上那“统一征粮”、“定量配给”、“严惩奸商”、“确保民食”的铿锵字句，如同久旱后的一声惊雷，给在饥饿和恐慌中挣扎的人们带来了一线渺茫的希望。
一时间，城中议论纷纷，绝望的气氛似乎被稍稍驱散了一些。
然而，这线希望的光芒，尚未真正照亮现实，便迅速在冰冷而坚硬的现实壁垒上撞得粉碎，消散在无处不在的阳奉阴违与执行扭曲之中。
一道看似能解燃眉之急的良策，从离开银安殿的那一刻起，便注定要在这片早已被私欲和腐朽浸透的权力土壤中，迅速变质、腐烂。
执行的权力，毫无悬念地落入了牛金星及其掌控的文官系统手中。
而这，正是整个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根源。
牛金星对苏俊朗这套“军管配给”方案，从骨子里就充满了抵触与嫉恨。
他视此策为苏俊朗又一次试图绕过自己、直接影响闯王的手段，更将其看作是对自己“宰相”权威的挑战。
他绝不愿看到苏俊朗的计策成功，从而再次获得李自成的青睐。
更何况，这套强硬的政策，势必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其中包括不少已经投靠他、并暗中向他输送好处的粮商和军中勋贵。
因此，牛金星对李自成的命令，表面上恭敬从命，雷厉风行，迅速组建了所谓的“军需统筹司”，任命了一大堆亲信官员，制定了一套看似严密、实则充满漏洞和操作空间的“实施细则”。
但在实际执行中，他却处处掣肘、敷衍、歪曲。
对于“强行征收城内所有存粮”这条最核心、也最得罪人的命令，牛金星采取了极其“灵活”的态度。
他派出的征粮吏员，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没有背景、易于拿捏的中小商户和部分胆战心惊的富户，对其家宅进行翻箱倒柜式的搜查，稍有藏匿便严惩不贷，以此制造“雷厉风行”的假象，向上表功。
然而，对于那些与军中将领（尤其是刘宗敏麾下）有勾结的大粮商，或是早已通过贿赂与他本人搭上线的豪绅，则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前通风报信，让其将粮食转移隐匿。
征收上来的粮食总量，远未达到预期，且过程充满了不公和欺软怕硬，引发了强烈的民怨。
更深的黑暗，则隐藏在“定量分配”的具体操作层面。
牛金星掌控的分配体系，成为了吏治腐败的温床。
负责登记造册、发放“粮牌”和具体口粮的底层官吏，趁机大肆中饱私囊。
他们巧立名目，克扣配给额度，以次充好，将霉变的陈米、掺沙的杂粮发放给普通士兵和百姓，而将上好的米面暗中截留，或倒卖到黑市牟取暴利，或用于巴结上司、结交权贵。
普通民众和军士手持那枚象征希望的“粮牌”，往往排上大半天的队，最终只能领到寥寥无几、难以下咽的口粮，根本不足以果腹。
所谓的“配给”，非但没有缓解饥饿，反而成了新一轮盘剥的工具，加剧了不公和混乱。
而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军队自身的特权。
刘宗敏等高级将领，本就对“配给”一词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打天下的功臣，理应享受最好的待遇，岂能与普通小兵和百姓一样“定量”？
他们及其麾下的亲兵悍卒，公然无视配给制度，直接向负责粮仓的官员（多是牛金星安排的人，深知得罪不起）索要超额份额，甚至强行打开粮仓，拿走最好的米面肉食。
牛金星对此非但不加制止，反而暗中默许，甚至主动将大量优质粮草“特供”给这些实力派将领，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是沉默。
制度的公平性，从诞生之初就被彻底践踏。
上层穷奢极欲，下层食不果腹，巨大的落差像毒药一样侵蚀着军心民心。
如此一番“执行”下来，苏俊朗苦心设计的“军管配给制”，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洛阳的市场并未恢复秩序，反而因为官方的强行介入和吏治的腐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黑市交易愈发猖獗，物价在官方强行压制的表象下，以更隐蔽、更疯狂的速度持续上涨。
普通士兵发现，那点可怜的配给粮根本不够吃，不得不拿出微薄的饷银（且不断贬值）去黑市购买高价粮，生活反而更加困顿。
百姓的怨气，从对奸商和混乱市场的愤怒，迅速转向了对这个“无能”、“不公”、“说一套做一套”的新政权的极度失望与怨恨。
“什么狗屁配给！
官老爷和将军们吃得满嘴流油，发给咱们的都是猪食！”
“闯王说的话也不管用了！
下面的人都在贪！”
“这日子没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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