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凡尔赛宫镜厅的金碧辉煌，几乎要刺痛人的眼睛。空气中弥漫着雪茄、香水与一种难以言喻的、胜利者刻意维持的矜持与压抑的狂热。中华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外务总长唐绍仪，端坐在雕刻繁复的座椅上，面无表情地聆听着高卢鸡总理克里孟梭以近乎刻薄的语调，宣读着对德意志的最终审判——《凡尔赛和约》的条款。
巨额赔款、领土割让、军备限制……一条条严苛的条款，如同沉重的枷锁，被套在了战败的德意志身上。唐绍仪的指尖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划过，心中并无多少胜利的快意，只有冰冷的计算与警惕。他清楚地知道，这场盛宴之后，旧的秩序已然崩塌，而新的秩序，正伴随着无尽的仇恨与野心，在废墟上悄然滋生。
“是时候了。”唐绍仪在心中默念，他想起了高岩在他临行前的嘱托，“我们的目标，不是在欧洲争霸，而是要从这场盛宴的残羹冷炙中，汲取我们最需要的养分，并在这重新洗牌的牌局中，为我们自己，划下一块足够安全的势力范围。”
一、 凡尔赛的棋局：纵横与索偿
在接下来的各方博弈中，共和国代表团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与战略定力。
面对高卢鸡极力主张的、旨在彻底肢解德意志的激进方案，唐绍仪并未明确反对，但也不予积极支持。他私下向约翰牛和丑国代表暗示，一个过于虚弱、且充满复仇情绪的德意志，并不符合远东的长期稳定，也可能打破欧洲的均势，反而会让高卢鸡过于强大。
而当约翰牛为了维护其全球帝国平衡，试图对德意志稍作“宽容”（相对高卢鸡而言）时，唐绍仪又适时地表现出对高卢鸡“安全关切”的理解。他巧妙地游走在两大赢家之间，扮演着一个看似超然、实则时刻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角色。
共和国的核心诉求清晰而坚定：
第一，追认并巩固既得利益。坚决要求条约明确写入日本（东瀛）将朝鲜宗主权、台湾、澎湖等一切甲午战后窃取之权益归还中国，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交还中国（而非如历史上由日本接手）。凭借共和国在战争末期展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在远东无可动摇的地位，这一点虽经波折，但最终得以实现。
第二，谋求太平洋权益。共和国支持丑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并联合丑国，反对约翰牛和高卢鸡试图完全瓜分德意志太平洋岛屿（如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的企图。共和国提出，基于维护太平洋航道安全与商业自由的原则，这些岛屿应由国际共管，或由“对此区域有重大利益且无领土野心”的国家（暗指自身和丑国）进行托管。此举虽未完全成功，但成功阻止了约翰牛独占这些战略要地，为共和国未来向太平洋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三，参与新的国际体系。共和国积极加入由丑国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并成功争取到了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这标志着共和国在国际法理上，正式被接纳为世界秩序的决策核心层之一，拥有了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平台。
二、 收割“智慧果实”：流向东方的洪流
当巴黎的政客们在条约文本上争吵不休时，一场无声的“收割”行动，已经在德意志本土迅速展开。
欧战的结束，对德意志而言意味着崩溃。马克形同废纸，工厂停工，成千上万的退役军人和技术人员失业，生活陷入绝境。而这，正是共和国等待已久的机会。
一支由工业发展总署、军方技术部门以及“启明”工程海外人才网络组成的、规模空前的“技术引进特别工作组”，以各种商业公司的名义，悄然进入了德意志。他们的任务明确而高效：招募顶尖工程师，购买先进工业设备，搜集技术图纸与专利。
在鲁尔区的工业城市，共和国派出的“商务代表”们，手持着几乎相当于废纸的马克（提前低价兑换）或硬通货，轻而易举地从濒临破产的工厂主手中，买下了整条整条的生产线——精密机床、大型液压机、甚至包括部分受到和约限制、本应销毁的军工设备。这些设备被迅速拆卸，打上“民用机械”的标签，通过汉堡、不来梅等港口，源源不断地运往共和国的青岛、上海。
更重要的是人。工作组开出的条件，对于生活无着的德意志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而言，如同天堂的请柬：长期合同、数倍于本国现状的薪水（以美元或共和国银元券支付）、稳定的生活供应、以及继续从事他们擅长领域研究的机会。许多在克虏伯、西门子、梅塞施密特等公司工作过的资深工程师，甚至是一些参与了后期秘密武器研发的科学家，在短暂的犹豫后，便带着家人和装满技术资料的手提箱，登上了前往东方的客轮。
这股流向东方的“智慧洪流”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引起了约翰牛和高卢鸡情报部门的警觉。他们试图通过国际联盟或直接外交照会进行阻挠，指责共和国“破坏对德制裁”、“窃取欧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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