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春军政总览》那沉甸甸的册页，如同一面冰冷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革新军政权的力量与局限。高岩深知，困守山东辽东，纵然能将这片基业经营得铁桶一般，也终究难逃在列强与清廷的长期围堵中逐渐失血的命运。破局之机，不在北方僵持的战线，而在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南方棋盘。就在他审时度势，思虑如何向南落子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他撕开了一道缝隙。
风暴的源头，依旧是北京。
“夜枭”通过刚刚延伸至天津的无线电网路，截获并破译了数封令人震惊的密电。内容显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因光绪皇帝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鼓动，锐意推行“戊戌变法”，触及了旧势力的根本利益，已决心发动政变，废黜皇帝，彻底扑杀新政！政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几乎同时，来自“星火”计划潜伏在京师的密报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补充了关键细节：慈禧与荣禄已调动驻防京畿的军队，关闭城门，搜捕维新党人。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康、梁等人仓皇出逃，寻求外援。
这消息传到登州，总司令部内众人反应各异。王奎、赵三槐等将领大多觉得这是清廷狗咬狗，乐见其成。一些文官则对维新派的遭遇抱有同情。
高岩站在巨大的地图前，目光幽深。他脑海中，系统的推演功能虽因能量不足无法主动开启，但过往灌输的历史知识与逻辑分析能力高速运转。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原有的历史轨迹中是必然，但此刻，这场发生在权力核心的剧烈动荡，对于偏居东隅的他而言，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这不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闹剧。”高岩转身，对核心幕僚们沉声道，“这是打破目前僵局的关键契机！北京权力更迭，中枢混乱，必然导致其对南方各省控制力急剧下降，各地督抚观望自保。而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代表着一种思潮，在南方士林和开明官绅中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他迅速做出了判断和决策：
第一，不直接介入。绝不派一兵一卒参与北京政变，避免与慈禧-荣禄集团正面冲突，也避免过早暴露逐鹿中原的野心。
第二，秘密营救，政治示好。动用“夜枭”在京津的全部力量，不惜代价，设法营救出逃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核心维新派人士，将他们安全接到登州。此举不仅能在道义上占据高地，更能将这批享有清誉的维新领袖纳入麾下，极大地增强军政府在南方向心力和政治号召力。
第三，借题发挥，舆论造势。立即通过《革新日报》及一切宣传渠道，大力抨击慈禧集团倒行逆施、绞杀新政的罪行，将光绪皇帝塑造为力图振作却遭囚禁的悲情形象，将自身定位为“维新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和扞卫者，与北京的守旧顽固派彻底划清界限。
第四，趁势南联，扩大影响。利用清廷中枢混乱、无暇他顾的时机，加大“星火计划”对南方各督抚（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民间开明势力的渗透与联络力度。重点宣扬军政府“保境安民、革新图强”的政策，暗示唯有联合北方革新力量，方能应对后党集团的可能的反扑与列强的进一步蚕食。
命令下达，“夜枭”精锐尽出，在京津地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营救。与此同时，《革新日报》连发檄文，痛斥“后党乱政，囚禁圣君，断送国运”，文章犀利，很快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至南方，引发了巨大反响。
就在营救行动紧张进行之际，高岩书房内的专用无线电台（功率远超普通型号）收到了陈念恩亲自监听到并破译的一条绝密信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之间的秘密通讯片段，内容提及双方对北京政变“乐见其成”，认为一个虚弱而混乱的中国更符合其利益，并商讨如何利用此事进一步向南方督抚施加压力，获取更多权益。
高岩看着译电，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列强的盘算，在他意料之中。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必须抓住此次机会，在南中国落子的决心。
十数日后，历经艰险，在“夜枭”的掩护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数位维新派核心人物，终于辗转抵达登州。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眼神中仍带着惊魂未定与不屈之色。
高岩亲自在总司令部一间僻静的会客室接见了他们。他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而是态度诚恳：“南海先生、任公，二位受惊了。北京之事，高某已悉知。太后倒行逆施，囚禁皇上，扼杀新政，实乃国家之不幸。二位先生力主维新，救国图存，高某素来敬佩。今日请二位来，非为招揽，实欲请教，于当今时局，华夏出路何在？”
康有为虽惊魂未定，但谈起国事，依旧慷慨激昂，痛斥后党，力主保皇，认为唯有依靠光绪皇帝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能救中国。梁启超则相对冷静，在赞同其师基本主张的同时，也对高岩在山东辽东推行的诸多“新政”表现出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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