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大营，旌旗招展，杀声震天。武卫新军第一镇的操演日复一日，其严整的军容、新颖的战术、以及那隐隐透出的迥异于旧式军队的精气神，如同磁石般吸引着各方关注，也刺痛着无数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
高岩擢升帮办大臣、执掌新军第一镇，圣眷正隆，风头无两。表面上看，朝廷上下对这位“新军楷模”皆是赞誉有加，练兵事务衙门的公文往来也似乎畅通无阻。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针对高岩及其新式军队的暗流，已然开始涌动、汇聚。
第一股暗流，来自旧式军官与既得利益集团。
高岩的新式操典，强调能力与战功，打破了论资排辈和门户之见，使得大量无背景的年轻军官得以擢升。这自然触怒了那些依靠资历、裙带关系盘踞高位的旧式将领。他统一饷章、严禁克扣，断了无数喝兵血的军官的财路。他大力推崇“格致之学”，将工匠、文士的地位提升到与厮杀汉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这在视“奇技淫巧”为末流的传统武人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
“黄口小儿，懂得几分兵法？不过仗着圣上宠信，胡作非为！”
“练的什么兵？队列不齐，礼仪不修，整日里摆弄些奇奇怪怪的物件，成何体统！”
“我等刀头舔血几十年，还不如他手下几个认得几个酸字的穷秀才？”
类似的怨言，在京城各大王府、衙门乃至酒肆茶馆中悄然流传。一些失了权柄或利益受损的勋贵、提督、总兵们，开始或明或暗地串联，寻找着发难的时机。
第二股暗流，来自朝堂之上的保守清流与后党势力。
帝党倚重高岩推动军事改革，意图借此增强实力，这自然引起了后党的警惕与不满。以几位顽固守旧的老臣为首的清流言官，开始上书弹劾，攻击的焦点并非高岩的战功（这难以否认），而是其“违背祖制”、“用夷变夏”、“耗费国帑”以及“擅权结党”。
“高岩所练新军，衣冠器械，尽仿泰西，弃我华夏衣冠文物于不顾，此乃数典忘祖！”
“其于军中广设学堂，教授非圣贤之书，蛊惑军心，所图非小！”
“练兵不过数月，耗费饷银已达百万之巨，然成效几何？不过虚饰战功，欺瞒圣听！”
“该员以帮办之职，行统制之权，结交外官，广布党羽，其心叵测！”
这些奏折，字字诛心，虽大多被光绪皇帝留中不发或驳斥，但形成的舆论压力却不容小觑。更有甚者，开始暗中搜集高岩“跋扈”、“不敬”的“证据”，甚至将他在腾鳌堡时期“擅杀”（指军法处置）违纪军官之事翻出，加以渲染。
第三股暗流，则更为隐秘和凶险，来自外部。
日本军部通过其在中国庞大的间谍网络，早已将高岩及其新军视为心腹大患。他们不仅密切关注着通州大营的一举一动，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暗中进行破坏与离间。他们收买朝中官员，散布谣言，夸大新军耗费，挑拨高岩与帝党、乃至与聂士成等其他统兵大将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加紧了对新式战术的研究，并开始针对性调整对华战略。
这些暗流，起初只是细微的涟漪，但很快便开始相互激荡、汇聚。
这一日，高岩正在兵工总局筹备处，与几位从江南制造局挖来的工匠商讨改良克虏伯炮闩的工艺，总理练兵事务衙门的一位满帮办（副职，多为满族贵族挂名）却突然到访，身后还跟着几位面色倨傲的官员。
“高帮办，真是勤于王事啊。”那位满帮办皮笑肉不笑地拱拱手，“这几位是户部、兵部派来的稽核专员，按例前来核查新军第一镇的饷银支出与军械采买账目。”
高岩眉头微皱。例行核查本属正常，但这几位专员来得突然，神色间也毫无善意。他不动声色，命人取来账册。
核查持续了数日。这些专员拿着放大镜，几乎是一寸寸地审查着每一笔开支，对采购火炮、步枪的高昂费用反复诘问，对技术工坊“不明用途”的物料消耗更是抓住不放，言语间充满了质疑与刁难。
“高大人，这一笔购买‘格致实验器材’的款项，高达五千两白银，所购何物？作何用途？可有详细清单与成果？”一名户部官员指着账册，语气尖锐。
“还有这‘匠人津贴’，竟比寻常哨官饷银还高，这是何道理？岂不闻‘重农抑商，重文轻技’？”
高岩强压怒火，一一解释，阐明技术研发对于强军的至关重要性。然而，对方显然有备而来，不断用“祖制”、“规制”来压人。
几乎与此同时，新军大营内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几名原属其他派系、被“塞”进新军担任中层军官的子弟，开始消极怠工，散布“高岩排斥异己”、“新军训练苛酷无益”的言论，甚至暗中鼓动士兵闹饷（尽管饷银从未拖欠），虽被王奎等人及时弹压，但影响已然造成。
更让高岩警觉的是，赵三槐的侦察连在营区外围，数次发现了形迹可疑的窥探者，身手矫健，不似寻常百姓或低级密探，追捕时竟被其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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