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上皇帝当廷下旨，擢升凌初瑶为“漕运整顿特使”，赐银印，许其“协理户部、工部，督查漕运一切事宜”。旨意一出，朝堂哗然。但皇帝只一句“朕意已决”，压下了所有异议。
凌初瑶领旨谢恩时，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扎在背上——惊诧的、质疑的、嫉妒的，还有几道冰冷的、带着杀意的。
她不在乎。
接下漕运令牌的第三日，她没有像外界预想的那样立刻“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递了第一道奏请：请旨查阅自大周开国以来，所有与漕运相关的档案。
工部、户部、乃至内廷密档，只要涉及漕运，她都要看。
整整一个半月，凌初瑶几乎泡在翰林院藏书阁和工部档房里。每天辰时初刻到，戌时末刻走，带去的水壶和干粮都在午时解决。档房的灰尘大，她特意让春杏做了几副棉布口罩，饶是如此，出来时鼻孔里还是黑的。
她看的不仅仅是数字。
永昌三年，徐州段新修闸坝，工部核银五万两，实际支出八万两，三万两“去向不明”的批注旁，有当时御史的朱批：“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永昌九年，临清漕运分司主事贪墨案发，抄家时搜出白银三万两，其中一万两是当年朝廷下拨的“河道疏浚专款”。此人最后判了个流放，家产充公，但案子结了，钱没了。
永昌十五年，淮安段漕船倾覆，淹死漕丁二十七人，抚恤银每人二十两，但家属实际只拿到十两，另外十两“被层层克扣”——这是当时一个良心未泯的小吏在账册夹页里偷偷写下的。
一页页翻过去，触目惊心。
“小末。”深夜的书房里，凌初瑶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调出《大周地理志》中所有涉及运河河道变迁的记载，与历年疏浚工程做交叉比对。”
光屏无声亮起，蓝色的数据流飞快滚动。片刻后，结果呈现——过去三十年，漕运河道平均每五年就要大疏浚一次，每次花费都在十万两白银以上。但河道的通航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因为泥沙淤积、河床抬升，在逐年下降。
“典型的‘越疏越淤’。”凌初瑶喃喃自语，“钱花了，事没成。”
档案看得差不多后，她递上第二道奏请：请旨实地勘察漕运关键河段。
七月，凌初瑶带着一支精简的队伍出发了。除了一队皇帝特派的二十名羽林卫作为护卫，她只带了墨渠、大丫、冬生，以及两名户部老吏、一名工部精通水文的主事。
第一站，通州码头。
这是漕运的北端终点，本该是万舸争流的繁华景象。可当凌初瑶站在码头高处望去时，看到的却是萧瑟——停泊的漕船大多陈旧，船板开裂，桐油剥落。码头上的力夫衣衫褴褛，扛着沉重的麻袋，在狭窄的跳板上步履蹒跚。
她走近一艘正在卸货的漕船。船主是个黑瘦的中年汉子，见官府来人，吓得就要跪。
“不必多礼。”凌初瑶摆手，“这船载重多少？”
“回……回大人，一千二百石。”船主声音发颤。
“实际能装多少？”
船主眼神躲闪：“就……就一千二百石。”
一旁的大丫悄悄拉了拉凌初瑶的袖子，低声道：“婶婶，我刚才问了力夫，说这船至少能装一千五百石，但船主不敢，怕超载了被沿途关卡罚。”
凌初瑶点点头，没再追问。她登上船，仔细查看船舱结构、船板厚度。墨渠拿出尺子测量，工部主事则在记录船体的吃水线。
离开时，她让冬生悄悄塞给那船主二两碎银：“给孩子买身衣裳。”
船主愣住，随即眼眶红了，噗通跪倒，压着嗓子道：“大人……小的多说一句。不是小的不想多装，是……是沿途‘孝敬’太多。从扬州到通州，大小关卡二十余处，每处都得打点。装多了，孝敬的钱就得翻倍，装少了，又亏本。只能……只能这样勉强糊口。”
凌初瑶默然片刻，点点头：“我知道了。”
第二站，临清闸。
这里是漕运的咽喉要道，闸坝控制着水位，漕船过闸需排队等候。凌初瑶到的时候正是午后，烈日炎炎，几十艘漕船在闸口排成长龙。船上的漕丁光着膀子，皮肤晒得黝黑，眼巴巴望着闸门。
闸吏是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坐在凉棚下喝茶，两个小吏拿着名册吆喝：“下一艘！船号丙七二，缴过闸银三两！”
一个老船工颤巍巍递上碎银。小吏掂了掂，冷笑：“成色不足，折二两八钱。再补二钱！”
“大人，这……这是足色银子啊！”老船工哀求。
“我说不足就不足！”小吏一脚踹过去，“没钱就滚后面等着！”
凌初瑶远远看着，没有立刻上前。她让大丫去打听，一个时辰后，大丫回来，脸色铁青：“婶婶，问清楚了。过闸本有定例，五百石以下船收银一两，每增五百石加五钱。可那闸吏私自加价，还故意刁难，克扣银两成色。一艘船过一趟闸，至少要多付一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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