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这种叛逆的时期，他内心深处某种被母亲长期灌输的“好学生”惯性依然在起作用。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学业。在游戏之余，在深夜回到家后，他依然会强迫自己坐在书桌前，打开那些令他感到枯燥的文科课本和参考书，试图去理解、去记忆。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一边用玩乐麻痹自己，一边又无法彻底摆脱对“成绩”的看重，或者说，是无法完全摆脱母亲那无形压力的影响。他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又像是在跟母亲较劲。
这种矛盾而灰暗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那个看似平常的下午——他在黄羊镇的棉田里，第二次遇见了那个曾有一面之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少年”沈文勤。
那次相遇，具体说了什么他已有些模糊，但那种感觉却异常清晰。和沈文勤相处，与跟学校里那些要么刻板、要么浮躁的同学完全不同，也与游戏里虚幻的刺激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哪怕是游戏）的、轻松自然的交流，带着一种来自土地的直接和质朴。那个清瘦却眼神倔强的“少年”，像是一道微弱却真实的光，照进了他那时灰暗压抑的生活。
他自己当时并未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变化，但的的确确，从黄羊镇回来之后，他跑去游戏厅和网吧的次数无形中减少了。那些曾经觉得难以忍受的、枯燥的政治理论和历史事件，似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面目可憎。他的心态在不知不觉中平和了许多，不再那么容易因为母亲的唠叨而瞬间烦躁暴怒。
连年纪尚小的妹妹周晓雯都曾歪着头对他说：“哥，你最近好像没那么容易炸毛了诶？”母亲周母更是将这种变化归功于自己的“教导有方”和儿子的“终于开窍”，时常欣慰地夸赞他：“逸鸣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了。”
那时，他心中那口因为被迫选择文科而憋着的郁气，似乎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出口，或者说，是被一种朦胧的、连他自己都未曾深究的期待所冲淡。枯燥的文科学习，仿佛也因为有了一个可以期待再次见面、可以交流共同话题的人，而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那些日子，仿佛灰白画布上，被悄然点缀上了一抹极淡却真实的暖色。
然而，这抹刚刚萌芽的暖色，在不久后的那个寒假，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极其惨烈的暴风雪彻底撕碎、掩埋。
他亲眼目睹了那个曾与他轻松交谈、眼神明亮的“少年”，为了救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冰冷的雪地里，生死未卜。那份巨大的冲击、愧疚和恐惧，几乎将他击垮。随后，便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以及关于“他”伤势严重、需要转到外地大城市手术的模糊消息。
再然后……就是五一假期，他怀着复杂难言的心情，再次踏上黄羊镇的土地，迫切地想确认“他”的安危，想当面道谢，甚至想……修复或者延续那份让他感到慰藉的友谊。可他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女式运动服、身姿窈窕、声音清润、面容依稀熟悉却又截然不同的——沈雯晴。
那个雪夜中倒下的“兄弟”，以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事实，比那个雪夜本身的惊悚，更让他感到一种世界观被颠覆的茫然与无措。随之而来的，是他冲动之下不管不顾的质问、纠缠，以及最终从沈卫国口中得知的、母亲背着他进行的那个冰冷而充满羞辱意味的“交易”。
旧日那份因被迫选择文科而积压的怨愤，与眼前这因母亲干涉、欺骗以及沈雯晴身份巨变所带来的新的痛苦、愤怒和深深的无力感，猛烈地交织、叠加在一起，几乎要将他吞噬。
但极致的痛苦过后，带来的是一种异常的清醒。周逸鸣清楚地意识到，在母亲强势的意志和残酷的现实面前，自己之前的反抗和质问都毫无作用，反而可能伤害到他在意的人。
他明白自己缺乏力量——不仅是反抗母亲的力量，更是保护他人和追寻自我的力量。
在当前处境下，他能做的只有先扮演好“模范生”这个角色。只有满足母亲的所有期望，让她放松警惕，他才能获得喘息的空间。维持表面的顺从与优秀，是他暗中行动的唯一机会。
于是他学会将所有情绪压在心底——对沈雯晴的愧疚与思念，对母亲控制的愤怒，对自身无力的厌弃。这些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化作了明确的目标和决心。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特别是曾经厌恶的文科科目，因为优异的成绩是他最好的掩护。
在他书桌抽屉最底层，藏着一张手绘的简易日历。七月中旬放暑假的那一天，被他用细笔标上了一个小小的三角记号。
那是他的目标，他暗中计划开始行动的日子。
他不再奢求立刻就能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再幻想能瞬间扭转乾坤。他将目标降到了最低，也最为务实：找到她，为自己之前听信杨科研污言秽语、口不择言对她造成的伤害，郑重地、诚恳地道歉。然后，尝试着，小心翼翼地，争取能从……朋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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