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暮春，洛阳城东南的潘府后院，一株百年桃树正落英缤纷。一位身着素色襦裙的妇人执卷而立，发间仅簪一支银质钗子，却难掩眉宇间的沉静气度。她便是潘芘之妻，日后被《晋书》隐约提及的“潘岳母”。此时的她，正凝视着廊下伏案读书的稚子——年方七岁的潘岳，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上“慎独”二字，仿佛已预见这个俊美神童未来将掀起的风浪，以及自己终将被卷入的家族兴衰漩涡。
潘岳之母并非无名之辈，她出身于荥阳郑氏，这个在魏晋时期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齐名的顶级士族，自东汉以来便以“孝悌传家、经术立身”闻名。其祖父郑袤曾官至西晋司空，封密陵侯，是司马懿倚重的谋臣；父亲郑默官至太常，以“清直敢言”着称。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她自幼接受的并非普通闺阁教育，而是士族女子特有的“内训之学”——既需精通女红、烹饪等持家之术，更要通晓《诗经》《礼记》，明晓家国大义与处世之道。
史载荥阳郑氏闺阁有“三训”：一曰“敬慎”，二曰“恭俭”，三曰“明辨”。年少时的她，便在母亲的教导下践行这三条准则。五岁学织锦，十岁便能独立操持家族中馈，十五岁时，郑默曾考校诸子经义，她竟能就《左传》“晋灵公不君”章，辨析出“臣节与君道”的辩证关系，令父亲惊叹“此女有林下之风，不输男儿”。彼时魏晋玄学盛行，士族子弟多尚清谈，而郑氏女却偏爱读史，尤其对《史记·循吏列传》着迷，常对兄长感叹：“为官者当如孙叔敖，利在一时，功在千秋，而非追名逐利之徒。”
这样的见识，让她在及笄之年便成为洛阳士族圈中备受瞩目的待嫁女子。当时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皇室宗亲与权臣子弟，但郑家长辈最终却选择了潘家。潘家虽非顶级士族，却以“儒学传家”着称——潘岳祖父潘瑾官至安平太守，父亲潘芘时任琅邪内史，更重要的是，潘芘以“清廉自守”闻名，曾在任上拒绝当地豪强的重金贿赂，将其悉数充公。郑母对女儿说：“潘郎虽家世稍逊，然品行端正，与你性情相投，日后必能共守一份安宁。”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十六岁的郑氏女嫁入潘家。婚礼遵循魏晋士族礼制，却无奢华排场——潘芘亲自驾车至郑府迎亲，所备聘礼仅为一车典籍、两匹素帛，而郑家陪嫁的则是数十卷手书经卷与一套织机。新婚之夜，潘芘望着灯下整理典籍的妻子，笑言：“他人皆以金银为聘，我却以书为礼，恐委屈了你。”郑氏女抬头，目光清亮：“夫君以典籍为聘，是视我为知己，而非器物，这才是真正的贵重。”
婚后的潘府，在郑氏的打理下井井有条。她秉持“恭俭”之道，摒弃了士族女子常见的珠翠罗绮，日常衣着多为素色棉麻，饮食也以清淡为主。府中仆从虽少，却被她调教得勤勉有序——她从不苛责下人，但若有人偷懒懈怠，便会亲自示范，以“身教”代替“训斥”。一次，负责洒扫的老仆因年迈体弱，误将清水洒在潘芘的官服上，吓得跪地求饶。郑氏却亲手扶起老仆，温言道：“衣物可洗，人却不可伤。你随我多年，劳苦功高，日后量力而行便是。”此事传开后，洛阳城中的士族夫人皆赞她“有仁心”，却也有人私下议论：“堂堂郑家长女，如此‘寒酸’，倒失了士族体面。”郑氏听闻后，只是淡然一笑：“体面在德，不在衣饰。若穿金戴银却失了仁心，才是真的失了体面。”
在相夫方面，郑氏更是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智慧。潘芘性格刚直，在官场中常因直言得罪同僚。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潘芘任琅邪内史时，发现上司徐州刺史王戎（“竹林七贤”之一）利用职权侵占百姓良田，便欲上表弹劾。郑氏得知后，并未直接阻止，而是在灯下为丈夫研墨时，轻声道：“夫君弹劾王刺史，是为百姓做主，此乃大义，妾不敢阻拦。只是王刺史与朝中贾充等人交往甚密，如今晋室初立，朝堂暗流涌动，夫君若贸然行事，恐不仅难成其事，反招祸端。不如先收集确凿证据，联合其他正直官员一同进言，既显稳妥，也能让奸人无从辩驳。”
潘芘闻言，恍然大悟。他采纳了妻子的建议，暗中走访受牵连的百姓，记录下王戎侵占良田的具体亩数与证据，又联络了三位同样不满王戎行径的地方官员，一同将弹劾表呈给晋武帝。最终，晋武帝虽未严惩王戎（仅将其调任），却也对潘芘的“审慎正直”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后便将他提拔为长安令。潘芘事后对妻子感叹：“若非你提醒，我恐怕早已身陷囹圄。你虽身处内宅，却比我更懂官场人心。”
泰始五年（公元265年），潘岳出生。这个婴儿自小便异于常人——周岁“抓周”时，面对满桌的金银、玩具，他竟唯独抓住了郑氏手中的一卷《诗经》，还咿咿呀呀地试图翻开。郑氏抱着儿子，眼中满是期许：“此子日后，或许能成大器。但琢玉需耐心，教子更需用心，切不可因天赋而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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