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姒最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周人 “以德配天” 的核心价值观。商代信仰 “帝”，认为商王的统治权来自神授；而周人则提出 “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认为统治者必须具备德行才能获得天命支持。这一思想转变，太姒起到了关键作用。《诗经?大雅?思齐》赞美她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正是这种庄重肃穆的德行，为周人树立了道德典范。
公元前 1059 年，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到丰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这是周人东进灭商的关键一步。迁都过程中，太姒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主持规划了丰京的宫殿和宗庙布局，将 “以德治国” 的理念融入城市规划中。考古发现的丰京遗址中，宫殿区与宗庙区紧密相连，体现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理念，这与太姒的规划不无关系。
在丰京，太姒继续深化对子女的教育。此时的周武王已长大成人，开始参与军事行动；周公旦则协助文王处理政务。太姒教导他们 “敬天、保民、明德” 的道理，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周初治国的指导原则。《尚书?康诰》中周公教导康叔 “明德慎罚”，实际上是对太姒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文王晚年对崇国（今陕西户县）的战争，是灭商前的重要战役。崇国是商朝在关中的重要据点，势力强大。《诗经?大雅?皇矣》记载了这场战争的艰苦：“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战争期间，太姒在后方组织生产，保障军需，同时举行祭祀活动，祈求战争胜利。出土的 “崇侯鼎” 铭文记载了这场战争，间接印证了文献的真实性。
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位，太姒成为周部落的 “文母”（文王之妻的尊称），地位更加尊崇。此时的周人已具备灭商实力，但面对强大的商朝，武王仍犹豫不决。太姒以 “文母” 身份召开王室会议，支持武王伐纣。《尚书?泰誓》记载武王伐纣前的誓言：“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 这些罪状的整理，很可能有太姒的参与，因为她对商朝的腐朽有更直观的认识。
公元前 1046 年，武王率领联军东征，太姒留守丰京，稳定后方。《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而太姒则负责协调王室内部关系，确保后方供应。特别是在管叔、蔡叔等兄弟对周公摄政心存疑虑时，太姒从中调解，维护了王室团结。
牧野之战胜利后，武王将商朝的宝玉献给太姒，这一仪式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首，太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首，妻二首，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这里的 “妻二首” 指妲己等商朝妃嫔，将其首级献祭，既是对商朝的否定，也是太姒作为周室女主接受胜利成果的象征。
武王灭商后，面临如何统治广大东方地区的难题。太姒建议武王 “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将王室子弟和功臣分封到各地。这一政策后来由周公完善，成为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而这一思想的源头，正是太姒的主张。
然而，武王灭商后不久便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引发了管叔、蔡叔的叛乱（史称 “三监之乱”）。周王朝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时的太姒虽已年迈，但仍以 “文母” 身份稳定大局。她支持周公东征平叛，同时安抚宗室贵族，为周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支持。《尚书?大诰》中周公 “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 的誓言，实际上得到了太姒的授权和支持。
三监之乱平定后，西周王朝进入稳定发展期。太姒晚年主要致力于整理文王、武王时期的文献，为周公制礼作乐提供素材。周原出土的大量甲骨和简册，许多是在太姒主持下整理的，这些文献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来源。《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种礼乐文明的繁荣，离不开太姒奠定的文化基础。
太姒去世后，周人给予她极高的荣誉。成王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封谥号 “文母”，意为 “有文德之母”。《诗经?周颂?雝》记载了祭祀文王和太姒的场景：“有来雝雝，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于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将太姒与文王并列祭祀，表明她在周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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