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同总兵满桂率部东进三天后,孙传庭那份火漆密令才终于追上他的马蹄。
军情紧急,不容丝毫迟疑。
满桂当即于行军途中下令:麾下两万步卒立即停止前进,全速回防大同镇。
他深知,自己倾巢而出后,大同防务已然空虚,必须留下这支重兵,以防清军趁虚而入,端了他的老巢,彻底掐断前线与宣大的联系。
于是,满桂只能亲率一万精锐骑兵,继续执行孙传庭的命令,转向东南,朝着太原府阳曲县的方向疾驰。
几乎与此同时,驻守更外围宣府镇的曹文诏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这位以果敢着称的总兵,立刻点齐一万步卒、一万骑兵,火速西进。
他的路线恰好经过大同镇。在此,曹文诏部进行了短暂而必要的食秣补给,并与满桂留下的步卒守军进行了防务交接。随后,曹文诏未作停留,马不停蹄,引兵南下,直扑内长城防线核心——雁门关。
数日后,两路兵马与早已在此严阵以待的孙传庭本部成功会师。
满桂的一万铁骑、曹文诏的两万步骑,与孙传庭退守至此的部队合兵一处。各路旌旗在雁门关的隘口与敌楼上再次竖起,疲惫但军容尚整的明军,终于在这天下雄关之前,重新凝聚起一股不容小觑的防御力量。
就在孙传庭争分夺秒,于雁门关前收拢溃兵、集结四方援军,试图重建防线的同时,清军统帅济尔哈朗却做出了一个看似突兀、实则老辣至极的决定——他停下了主力进攻的脚步。
这位久经战阵的统帅深知“刚不可久”的道理,明军虽新败,但依雄关而守,急切难下。
他迅速转换策略,将麾下机动性最强的蒙古及满州骑兵尽数撒了出去,如同放出无数群饥饿的狼,对整个大同盆地开始了系统而残酷的劫掠与扫荡。
同时,他后方调集的汉八旗步卒源源赶到。
这些步兵被用于巩固刚刚夺取的朔州城,以及沿途控制的其他县城、堡寨,构筑后勤节点和防御支点,将劫掠区变成清军可恃的临时后方。
于是,战场上出现了诡异而令人窒息的一幕:
孙传庭在雁门关内,度日如年地用了七天时间,才勉强将惊魂未定的各部重新整合,提振士气。
而济尔哈朗则利用这宝贵的七天,其骑兵肆虐的范围,东至蔚州,西抵黄河拐角,北瞰大同,南迫雁门。
除了重兵把守的朔州等几个据点,富庶的村镇、零散的卫所、运输的粮队皆遭荼毒。劫掠的游骑甚至一度嚣张地出现在大同镇的城墙之下,耀武扬威,极大地打击了明军士气和后方民心。
孙传庭赢得了在雁门关集结兵力的时间,但代价是整个大同盆地精华地带被战火犁了一遍,资源遭掠夺,人心尽恐慌。
济尔哈朗以空间换时间,用破坏和恐惧削弱着明王朝在晋北的统治根基,并为下一步更大的军事行动积累着物资。这场较量,远不止于关前刀兵相见的一刻。
“奇怪……”
雁门关都督行辕内,孙传庭对着粗糙的沙盘与纷至沓来的探报,眉头紧锁,喃喃自语。一股强烈的违和感在他心头盘旋。
以他从所有渠道拼凑出的情报来看——河南、山东白莲教的大规模叛乱,山西本地豪强的骤然发难,里应外合拿下偏头关的精准一击——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庞大而精密的阴谋:内外合力,制造最大限度的混乱,牵制大明兵力,为关外主力创造前所未有的南下良机。
“若我是济尔哈朗……”
孙传庭的手指从朔州狠狠划向太原,再直指南方,“有此内乱天赐良机,有偏头关开门之便,有朔州新破之锐……我必不惜代价,马不停蹄,全力南下!直扑太原,震动京畿!绝不会在此地……停顿下来!”
可现实是,济尔哈朗在夺取朔州后,攻势戛然而止。
主力按兵不动,只是放纵骑兵劫掠,看似在获取实利,但在孙传庭这样的战略家眼中,这无异于浪费最宝贵的战略突然性和时间窗口。
山西的动乱虽被暂时压制,但隐患未除;
朝廷的注意力正被迅速吸引过来;
各地的援军虽慢,却也在集结。每拖延一天,明军的防御就会坚固一分,变数就会增加一分。
“他不南下……难道是因为南下路上,有他自知无法轻易逾越的阻碍?”
孙传庭目光扫过宁武、雁门等关隘,旋即自己摇头。这些险关虽固,但以清军如今势头和内应情报,并非全无机会。
“或者……他此番入塞,根本志不在攻城略地,甚至不在太原?”
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念头浮现,“如此大肆劫掠,固守朔州,更像是在……站稳脚跟,消化战果,并吸引我大明主力于晋北一隅?”
若真是如此,那济尔哈朗的目光所及,恐怕比直取太原更为深远和险恶。他的“停顿”,或许是在为下一阶段更致命的动作蓄力,或者……是在等待其他方向上,配合他这枚棋子的、另一记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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