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月长安那场震惊天下的“拍卖夜宴”与随之而来的铁血清算之后，帝国的战车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姿态，碾过了旧秩序脆弱的骨架。
在过去这两个月里，司隶、凉州、并州、幽州、豫州、兖州大部、徐州及荆州北部——这些被朝廷视为核心控制区的广袤土地上，往日盘踞地方、枝繁叶茂达数百年的世家门阀，遭遇了自大汉立国以来最为酷烈的风暴。朝廷的兵马，一遍遍梳理着这些州郡。而绣衣使者的暗影，则无孔不入，提供着最精确的指引。
负隅顽抗者，其经营数代、坚如磐石的坞堡，在改良后的攻城器械与悍不畏死的精锐甲士面前，接连化为断壁残垣。族中核心人物，或血溅祖祠，身首异处，以最惨烈的方式宣告一个家族的覆灭；或银铛入狱，在阴暗的牢房中等待最终的审判，他们的名字被从地方的谱牒中无情抹去。负隅顽抗者的田产、库藏、浮财被悉数抄没，充入国库与少府，其庞大的依附人口，则在登记造册。
那些更为审时度势的家族，则在绝望中选择了屈辱的妥协。他们交出了家族世代积累的绝大部分田产与令人咋舌的浮财，解散了庞大仆役、部曲队伍，以此换取朝廷“法外开恩”，勉强保住了家族主干成员的性命与一小部分被视为“祖产”的根基。然而，经此一役，他们亦是元气大伤，往日车马盈门、宾客如云的盛景一去不返，只能蜷缩在骤然缩小的宅院里，舔舐伤口，风光不再。
与此同时，那些被年轻皇帝刘协的雷霆手段彻底推向对立面，再无转圜余地的势力，也终于撕下了最后一丝效忠的伪装，将野心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吴郡，建业。
此地虽比不得长安、洛阳的千年王气，但在孙策的经营与南方士族的拥趸下，也已初具帝都气象。得到传国玉玺已有一段时日的孙策，在首席谋臣周瑜、以及程普、黄盖、韩当等淮泗旧将，还有南附的会稽豪强、荆南部族宗帅的齐声劝进与刀甲簇拥下，于九月初一这一被视为吉日的清晨，正式于新建的皇宫中登上了那至高无上的宝座。
旌旗蔽日，钟鼓齐鸣。他宣布国号仍沿用“吴”，改元“永昌”，意喻国祚绵长，盛世永驻。在告祭天地的宏文里，他声音洪亮，历数长安天子刘协的“累累罪状”：“背弃祖宗成法，屠戮士人如刈草芥，夺民之产以充私库……实乃桀纣之君，人神共愤！”他宣称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持玉玺以正位，将“代天伐罪，诛除暴政”，拯天下万民于水火之中。淮泗将领的呐喊与南方宗帅的呼号汇成一片，在建业城上空回荡，宣告着一个与长安彻底决裂的新政权的诞生。
几乎与江东的称帝大典同步，河北的邺城，也上演着相似而内核迥异的一幕。
袁绍，这个凭借着“四世三公”的煊赫门第与盘根错节的士族网络雄踞北方的霸主，在冀、青两州几乎所有剩余世家大族的“万众拥戴”下，于邺城南郊修筑起高大的祭坛。仪式之隆重，排场之浩大，远超建业。坛下冠盖云集，皆是峨冠博带的士族代表，他们的脸上交织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对长安的愤恨。
袁绍缓步登坛，身着更为古朴、试图追溯周礼的冕服，举止间刻意模仿着想象中的圣王气度。他祭告天地，登基为帝，建国号“仲”，改元“初元”。这“仲”字，既有自诩为继承尧舜禹汤道统之意，也暗含其袁氏乃士林领袖、天下仲伯之心。他的檄文同样犀利，斥责刘协为“昏暴之君”，誓言要“复汉室朗朗乾坤”，口口声声维护的是士族的尊严与汉室的传统，实则行割据之实，欲与关陇军事集团一决高下。远在辽东的公孙度，虽未正式称帝，却也迅速接受了袁绍“辽东王”的封号，遣使称贺，遥相呼应，使得袁绍的声势更为浩大。
而在被崇山峻岭环绕的西蜀，成都的宫阙之内，另一场登基大典也紧锣密鼓地举行。
益州在刘焉病故，其子刘范继位后，内部经过赵韪等本土豪强大族的短暂而高效的整合，迅速统一了立场。于九月上旬，刘范在成都宣布即皇帝位。他巧妙地沿用“汉”之国号，改元“建安”，试图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占据道统的制高点，与刘协的长安朝廷分庭抗礼。在发布的诏书中，他宣称益州乃“汉室最后之净土”，长安朝廷已为“暴虐之徒”所挟持，他承继的是高皇帝刘邦的嫡脉正统，将在此“天府之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光复整个汉家天下。赵韪等人则成为新朝的柱石，益州本地的势力与外来东州兵在这一旗帜下暂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更为关键且迅捷的是，这三个几乎同时诞生的“帝国”，在称帝后不久，便通过频繁的使者往来，迅速达成了针对长安朝廷的军事同盟。孙策、袁绍、刘范，这三个原本可能互相猜忌甚至敌对的势力，在共同的压力下，选择了歃血为盟。他们誓言“戮力同心，共讨伪帝刘协，平定天下之后，当效仿古制，剖分山河，再造乾坤”。一纸盟约，将原本分散的反抗力量拧成了一股粗壮的绳索，虽然内部依旧暗流涌动，但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关中地区的战略包围。一时间，神州大地呈现出四帝并立的诡异而危险的局面，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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