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宁八年（明帝永平8年）的初雪，细密地落在洛阳城阙之上。长乐宫暖阁内，炭盆散发着稳定的热量，郭圣通正与皇帝刘强对坐。案几上除了惯常的茶具，还摊着一份大司农与尚书台联名呈上的奏报，内容是关于今年“岁举孝廉”的各地名录初稿，以及相关人员的家世、郡试成绩、公府复试等第等详细记录。
刘强微微蹙着眉，手指无意识地点着那份名录：“母后请看，汝南郡所举三人，皆出自本郡着姓；南阳郡四人，三人为故二千石子侄；弘农、扶风等地，亦大抵如此。朕非疑其才学不足，郡试、公府复试皆符规制。只是……年复一年，各地所举，为何总绕不开那几家？”
郭圣通早已看过这份名录，心中了然。这正是东汉察举制与征辟制下，权力结构逐渐固化的必然结果。她接过话头，语气平和却深入肌理：“皇帝所虑极是。此非一日之寒。察举、征辟，本意乃广开才路，使野无遗贤。然其权柄，大半操于郡国守相、公府州牧之手。”
她端起温热的茶盏，不疾不徐地分析：“其一，举荐之权在地方。郡守欲举孝廉，必先‘访闾里、问父老’。然闾里父老，孰为尊长？多为地方着姓耆老。郡府功曹、主簿等亲近吏职，亦多由守相自辟，往往出自当地大族或与守相有旧者。如此一来，从物色、初试到上荐，环环相扣，名额定数，久而久之，便如肥水流入自家田，人才推举，难免有‘自产自销’之嫌。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州郡，恐非偶然。”
刘强点头，示意母亲继续。
“其二，考课之重在虚声。”郭圣通指着名录上某些人被举的理由，“‘孝悌着闻’、‘清廉让爵’、‘通经明义’，此皆美德，亦需考察。然如何着闻？多赖乡论清议，乃至刻意‘造誉’——哭墓、让产、交游名士，以博声名。朝廷复试，侧重经义笺奏，文章华美者易得高第，然实际政才、理事之能，却难以在此等考试中全然体现。长此以往，士人竞逐虚声，笃实务本者反可能被淹没。”
她顿了顿，说出最关键的第三点：“其三，仕进之途易壅塞。岁举、征辟，入门多拜郎官，宿卫宫省，看似清贵。然郎官员额累积，三年一铨，实缺有限。近年郎署之中，候补待选者恐已逾千。为安置，或增设冗员，或允许‘赀补’（注：出钱捐官），或论资排辈。此非但空耗俸禄，更使锐气消磨，新人难进，老人难退，政务效率，难免滞涩。且公府、州郡自辟之属吏，易生‘君臣’私谊，重于朝廷公义，形成盘根错节之私人网络，于中央集权，恐非益事。”
刘强听得神色凝重。他亲政数年，已渐觉官僚体系尾大不掉、新鲜血液难以顺畅补充的困扰，母亲的分析，将病灶层层剖开，清晰而深刻。
“母后洞若观火。然则，此乃祖宗成法，行之有年，若要更张，牵一发而动全身，非易事也。”刘强沉吟道，“且不用此法，又如何能广收天下英才，使寒俊有路，朝廷得人？”
这正是郭圣通等待的时机。她没有直接抛出“科举”这个超越时代的概念，而是以回溯与展望结合的方式，徐徐引导。
“皇帝可知，为何上古有‘选贤与能’之语？为何周公‘一饭三吐哺’，唯恐失天下之士？”她先引向更古老的理想，“盖因治国需才，而才未必尽出于钟鸣鼎食之家，阡陌巷闾之间，常有遗珠。当年光武皇帝中兴，云台二十八将，亦多起于草莽寒微，并非皆世宦子弟。”
她话锋一转，回到现实难题：“如今制度，其弊在于‘选人之权’过于分散依赖地方长官个人识鉴与地方势力平衡，且标准易偏于‘名’与‘文’。朝廷虽最终考核，然已是在地方筛选过的人选中复考，范围已窄。”
接着，她开始提出建设性的、看似“修补”实则蕴含新方向的思路：
“或可思量，在不动摇察举征辟大体之下，设法增辟一条更直接、标准更统一、且主动权更能握于朝廷手中的‘辅助通道’。”
“其一，广开‘特科’，由朝廷定题，直接向天下士人公开征询对策。不止于偶尔的‘贤良方正’，可定期（如每三年、五年）举行，科目可细分，如‘明经’、‘明法’、‘治水’、‘边策’、‘财计’等。不重虚名家世，只看对策文章所体现的见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由皇帝亲策，或指定重臣主考，高第者直接授以相应官职，或入兰台、尚书台为郎吏，重点培养。如此，天下有实学、有专长之士，纵无郡守举荐，亦有直达天听之机。”
这已经非常接近后世制科的特质。
“其二，强化并规范考试环节，尤其是朝廷最终的复核权。不仅考经义文章，或可增加‘案例分析’，譬如假设某郡遭灾如何赈济、某地积讼如何裁决，观其理事之能。试卷糊名誊录，以防阅卷者因知姓名籍贯而先入为主。考核评定，由尚书台、三公府及相关专长官员共同参与，定出等等，作为除授与升迁的重要依据，而非仅凭荐主一言或资历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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