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冬天的沈阳，冷得能把人的魂儿都冻住。铁西区的工厂大多已经停工，烟囱不再冒烟，像一根根插在大地上的香，祭奠着逝去的工业时代。我就是在那年冬天搬进艳粉街那栋老楼的，人们背后都叫它“鬼楼”。
我叫老蒋，五十有三，原是沈阳铸造厂的钳工。厂子黄了后，老婆一病不起，花光了积蓄也没能留住人。儿子考到南方大学，一年回来不了两次。我一个人住在原来的职工宿舍，整夜听着北风刮过空荡荡的楼道，比野鬼哭嚎还瘆人。后来听说艳粉街这楼租金便宜，我就搬来了。
搬家那天，飘着细雪。帮我搬家的老伙计大刘瞅着这楼直皱眉。
“老蒋，你真要住这儿？这楼...不太干净。”大刘压低了声音，哈气在冷空气中结成白雾。
我拍拍他肩膀，“啥干净不干净的，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就行。咱这岁数了，还怕鬼不成？”
话虽这么说，但当我把最后一件家具——我和老婆的结婚照搬进屋里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这楼太静了，静得不像住着人。楼道里的灯坏了不止一盏，明明灭灭，照得墙壁上剥落的绿漆像一张张扭曲的人脸。
房东收钱时眼神躲闪，“晚上要听见啥动静，别搭理就是了。”
第一晚相安无事。第二晚开始，怪事就来了。
那晚我喝了二两散白，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忽然一阵刺骨的冷风把我激醒。睁眼一看，我竟躺在楼道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睡衣。
“他娘的，梦游了？”我嘟囔着爬起来，浑身冻得发抖。摸回屋里，门虚掩着，不像有人撬过的样子。
接下来几天，这事又发生了两回。有一次更离谱，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隔壁空屋的水泥地上，那屋明明锁着门，不知怎么我就进去了。
我去找了居委会，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太太从老花镜后面瞅我。
“新搬来的？那楼啊...”她欲言又?止，最后摆摆手，“没啥，冬天了，门窗关严实点。”
事情没那么简单。没多久，我家厨房开始丢东西。先是半瓶酱油，然后是一把筷子，最后连锅都不见了。我以为是进了贼，可门窗完好，啥痕迹都没有。
直到那天晚上，我从猫眼看出去，发现外面一片血红。
我吓得倒退三步，揉揉眼睛再凑上去——还是血红一片，仿佛有人用血涂满了猫眼。我抖着手打开门，楼道空无一人，猫眼外面干干净净。
第二天，我找了块布把猫眼堵上了。
真正让我毛骨悚然的是我发现老婆的金项链不见的那天。那项链是我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的，她戴了三十年，临走前说一定要带着它走。下葬那天，我亲手给她戴上，冰凉的金属贴在她已经没有温度的皮肤上，是我对她最后的承诺。
现在项链不见了，连同那个枣木首饰盒。
我疯了似的翻遍全屋，最后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对不起，老婆子，我没看好你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喝了半斤白酒，醉醺醺地对着老婆的照片说话：“老婆子，你要是嫌我没出息，就来骂我几句，别这么折腾我啊...”
话没说完，灯突然灭了。
不是停电，因为从门缝能看到楼道灯还亮着。我摸黑去找手电，却听见厨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抄起擀面杖，一步步挪向厨房。
厨房里，抽屉一开一合，仿佛有无形的手在翻找什么。碗柜门吱呀作响，一只瓷碗凭空飘起，又轻轻落下。
我浑身汗毛倒竖，酒醒了大半。
“谁？谁在那儿！”我吼道，声音发抖。
没有回答。只有抽屉又开关了一次，然后一切归于寂静。灯也突然亮了，刺得我睁不开眼。
第二天一早，我去报了警。
来的两个年轻警察听完我的叙述，交换了个眼神。年长点的那个咳嗽一声：“蒋大爷，要不您去看看医生？我们派出所可以帮联系...”
我顿时火了，“你们以为我疯了？走！现在就去我家看看！”
到了楼下，碰见居委会那老太太。她看见警察，又看见我铁青的脸，似乎明白了什么。
“警察同志，借一步说话。”她把两个警察拉到一边，我竖着耳朵听不清全句，只捕捉到几个词：“...当年施工...乱葬岗...没全迁走...开发商省事...”
警察回来时脸色变了。年长的那个说：“蒋大爷，我们先回去查查档案，下午再过来。”
他们果然来了，还带了个档案袋。打开一看，是这栋楼的建设图纸和一份泛黄的档案。
“这地方以前是乱葬岗。”警察直截了当，“五八年大跃进时平了坟建了平房，九零年拆平房盖这楼时，开发商为省钱省事，只迁了表层的坟，深处的就...直接打地基里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啥意思？这楼底下还埋着人？”
警察点点头，“档案记录不全，但据当年知情人说，至少几十具遗骨没迁走。”他顿了顿，“您说的这些事，这楼里以前也发生过，不过没这么...厉害。以前的住户没住多久就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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