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章武十一年秋，整整两年有余的光阴，在表面的相对平静中悄然流逝。
天下似乎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僵持与蓄力阶段。
彭城朝廷未再发动大规模征伐，
曹操蜷缩益州舔舐伤口，
孙权则忙于消化淮泗部分利益并暗中发展，
北疆秃发树机能也因内部整合与对“业火”的忌惮而减少了大规模寇边。
然而，这平静的湖面之下，各方势力的暗流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涌、碰撞。
迁都洛阳的宏大工程，在诸葛亮的总领下，以惊人的效率推进着。
这不仅仅是土木营建，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重组。
蒋琬作为先遣能臣，已常驻洛阳，督造宫室、官署、城墙。
数以万计的工匠、民夫被征调，来自河北的巨木、青徐的砖石、荆襄的漆料，通过修复的黄河、洛水漕运，源源不断汇聚于伊洛之滨。
一座崭新的、规模远超彭城的帝都，正在旧日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诸葛亮事必躬亲，从宫殿布局到排水系统，从武库位置到太学区划，皆有其深思熟虑的规划，力求“百年之基，尽在于此”。
与此同时，朝廷中枢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西迁。
尚书台、部分府库、乃至一些不太紧要的行政部门，已分批迁往洛阳。
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大量官员、眷属、文书、物资的流动，也伴随着权力的微妙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旧彭城系的势力随着迁都自然被稀释，而更多来自中原、河北乃至关中地区的士人，开始通过科举或征辟，进入新兴的洛阳权力核心。
新政的推行，在这两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
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诸葛亮主导的《章武律》细则不断完善，田亩清丈、户籍登记在北方大部分州郡基本完成，大量的自耕农成为朝廷最稳固的税收和兵源基础。
科举取士的规模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进入州县乃至中央为官，虽然仍受世家大族抵制，但其势已成，不可逆转。
格物院在西山工坊的爆炸事故后，研究变得更加谨慎而系统。
对“惊雷”药粉的配比、提纯、稳定性研究从未停止，但严格限定在极小范围的实验室内。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神火罐”、“业火喷弩”的改进和标准化生产上，并开始尝试利用初步的钢铁冶炼技术打造更精良的兵甲。
技术的进步，虽未引发战场革命，却在悄然提升着朝廷军队的硬实力。
蔡琰在这两年中，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抚养幼子蔡靖和巩固内部权力上。
随着皇帝刘协被彻底架空、伏氏外戚被清除，她的统治愈发稳固。
她利用迁都和新政，不断提拔忠于自己的少壮派官员，平衡着朝中各方势力。
那个在襁褓中经历烽火与政变的孩子，如今已能蹒跚学步，咿呀学语，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象征，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思。
退守成都的曹操，度过了最初颠沛流离艰难时期。
他展现出枭雄惊人的韧性与适应力。
面对暗弱犹豫的刘璋和派系林立的益州士族，他并未急于夺权，协助刘璋整顿防务，镇压小股叛乱，逐渐赢得了大部分本土势力的认可甚至依赖，已彻底压制刘璋势力。
更重要的是，曹操将其核心谋士集团和精锐牢牢掌握在手，并利用益州相对安定的环境和丰富资源，秘密进行着两件大事：
其一，强军。
他吸取了司隶之战败于新式武器的教训，大力招募工匠，一方面试图仿制朝廷的“神火罐”，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山地作战的训练和装备改良，打造适合蜀道作战的精兵。
司马懿、贾诩等人则不断派细作北上，试图窃取朝廷的格物机密，尤其是那“惊雷”的奥秘。
其二，固本。
曹操采纳荀彧之策，在控制的区域内推行屯田的制度，积蓄粮草，同时利用汉中张鲁旧部的宗教影响力，安抚地方，收拢人心。
他像一头受伤的老狼，在巴蜀的崇山峻岭中，默默舔舐伤口，磨砺爪牙，等待着反击的时机。
他与刘璋之间那种相互依存又彼此猜忌的微妙关系，成为了益州最大的变数。
孙权在这两年间，充分利用了天下稳定的窗口期。
他一方面接收了朝廷“赏赐”的部分江淮榷场利益和一批“改进型神火罐”，水师实力和财力有所增强；
另一方面，周瑜、鲁肃等人加紧督练水军，并效仿朝廷，设立了类似的“匠作府”，招募能工巧匠，试图破解新式武器之谜，虽进展缓慢，却也积累了些许经验。
然而，孙权最大的动作在于向南方扩张。
他利用山越矛盾，命吕范、贺齐等将不断征讨，巩固了对江东后方的控制，并将势力向交州方向渗透。
他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暧昧，既不敢公然背叛，也不愿真心臣服，始终在待价而沽，幻想着在曹、蔡两强相争中谋取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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