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既成，如同在华夏联盟这片初垦的智慧沃土上，播下了一颗蕴含无限生机的种子。仓颉所创之字，起初主要用于记录盟约、历法、物资、歌谣，但其力量远不止于此。它打破了时空的壁垒，使得思想得以脱离口耳相传的桎梏，进行更精微、更系统的表达与传播。
以往，个人的感悟、部落的经验，往往随着个体的逝去而湮灭，或是在流传中变得面目全非。如今，一切皆可书于竹帛，刻于甲骨。思想的火花不再轻易熄灭，而是可以汇聚、碰撞、升华。
姜石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即将喷薄而出的力量。他并未试图引导或约束，而是对轩辕言道：“桎梏既去，灵光将现。万类霜天竞自由，思想亦然。强求一统，无异于壅塞川流。当广开言路，容异思，纳百虑，方能窥大道之全貌，应世事之万变。”
轩辕从其言，下令明堂常开，无论出身贵贱、所属部落，凡有思有得者，皆可前来陈述己见，论辩道理。
起初，人们尚不习惯。但很快，文字的便利性显现出来。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开始将他们对天地、人世、万物、神灵的观察与感悟，系统地书写下来。
率先兴起的是对“天”与“道”的思索。 一位名叫“羲”的隐士，常年观察星象运行、四时更替、草木枯荣。他提出，天地万物背后，存在着一个无形无象、寂寥独立、周行而不殆的终极本源，称之为“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治国修身，皆应效法天道，清静无为，顺应本性。其言玄妙高远，充满了超越世俗的智慧，吸引了许多厌弃纷争、追求精神超脱的智者。他们于洛水之滨结庐清谈，论道析理。
几乎同时，另一位名叫“契”的贤者，则从人世间的苦难与秩序出发。他见惯了争斗与混乱，认为“道”虽玄远，但人世需有明确的规范与仁爱。他大力倡导“仁政”，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君王应修德以配天，施仁政以爱民，臣民应守礼以敬上，忠孝以立身。其学说注重伦理道德与人际关系，体系严谨，充满了济世情怀，深受轩辕、炎居等执政者的重视，许多士人纷纷追随，研习其说。
又有精通律法刑名的“皋陶”，从治理联盟的实际问题出发。他认为人性有私，徒恃道德说教难以禁绝奸邪。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公布于众，以严明的赏罚来规范行为，维护秩序。其学说务实而强硬，得到了主管刑狱的大鸿等人的支持。
还有崇尚节俭、兼爱非攻的“墨者”；钻研阴阳五行、推演天机变化的“阴阳家”；专事纵横捭阖、外交谋略的“纵横家”；探究农耕水利、技艺工巧的“农家”、“工家”……甚至连九黎部落败退后留下的巫鬼文化，也被人整理研究，形成了探究命理巫卜的一派。
各种思想、学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又因文字的传播而迅速流布。明堂之上，论辩之声日益激烈。
这一日，一场空前的大辩论在明堂展开。议题核心便是：治理联盟，究竟应以何为本？
主张“无为而治”的羲的门徒率先发言：“天道无为，万物自化。君王若效法之，清静寡欲，不妄作为，则民自富，国自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仁义标榜，虚伪丛生。不若返璞归真，顺其自然。”
倡导“仁德礼治”的契的弟子立刻反驳：“不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欲则有争，无礼义则乱。天道渺渺，人道昭昭。当立仁爱之心，行忠恕之道，定尊卑之礼，方能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此乃人伦大道，治国根基！”
主管刑狱的皋陶面色冷峻，直言道：“仁德礼义，固然动听，然可能止恶于未萌？奢谈道德，难填欲壑。唯有明确法令，信赏必罚，使民知所趋避，不敢犯禁，方能止争息讼，维护大义。仁德用于教化，法度用于惩恶，二者不可偏废。”
墨者则高呼：“兼爱！非攻！节用！尚贤！应视人如己，爱无差等；止息战祸，扶弱抑强；摒弃奢靡，自食其力；选贤任能，不问出身！尔等之争，皆为私利！”
农家者言：“食者，民之本也。君者，当亲耕以劝农桑，轻徭薄赋以实仓廪。舍本逐末，空谈玄理，于国何益？”
工家者道：“器械不精，何以耕战？宫室不固，何以安居？当鼓励百工，钻研技艺，利国利民！”
各家各执一词，引经据典（虽经典初成），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台下听众亦各有支持，时而鼓掌喝彩，时而摇头叹息。整个明堂如同一个沸腾的鼎炉，各种思想在其中激烈地碰撞、交锋、融合。
轩辕与一众大臣听得目眩神迷，时而觉得此方有理，时而又觉彼方更切实际，深感治国之道，复杂深远，绝非一途可尽。
姜石年静坐于一角，默默聆听着这一切，眼中闪烁着欣慰与深思的光芒。他看到的不是混乱，而是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每一种学说，都如同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所得到的一块碎片，虽不完整，却都蕴含着部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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