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默然，手指摩挲着通天犀带上的纹路。
贾至趁热打铁：“臣知陛下求才若渴。然才分三等：下才用力，中才用术，上才用德。王去荣有力有术，独缺德行。若赦之，是告诉天下人：大唐重技轻德，重利轻义。此风一开，后患无穷。”
“可淮西……”宪宗眉头紧锁。
“淮西要破，靠的是三军将士用命，靠的是粮草供应不断，靠的是天下人心归唐。”贾至重重叩首，“绝非靠一两个免死的技术工匠！陛下，赦王去荣一人，寒的是天下守法者的心啊！”
窗外，秋风卷着落叶，啪嗒啪嗒打在窗纸上。
那道终究下达的赦令
三天后，敕令还是发了。
不是从中书省正规渠道，而是宪宗特旨，绕过三省，直接发往刑部和大理寺。
内容果然如吐突承璀所谋：王去荣免死，削职为民，即刻发往陕郡李光颜军中，专司炮车督造，“戴罪图功”。
消息传出，贾至当夜就递了辞呈。
当然没准。倒是杜佑被派来当说客，提着一壶酒，坐在贾至家冷清的书房里。
“贾兄何苦？”杜佑斟酒，“圣意已决，你硬顶有何益？”
贾至盯着跳动的灯花，半晌才说：“杜兄，你我在中书省，每日经手多少敕令？多数是循例而为，唯有这种‘特例’，才见真章。”他苦笑，“今日我顶不住，明日就有更多‘特例’。法之堤坝，溃于蚁穴啊。”
“可王去荣确实有才……”杜佑劝道。
“有才就能免死？”贾至猛地转头，眼中映着烛火，“杜兄，若有一日，有个医术高超的郎中杀了人，赦不赦？有个善治水的能吏贪了赃，赦不赦？这条口子一开，法就成了筛子——筛掉的是无权无势的平民，漏过的是有技有能的特权！”
他仰头饮尽杯中酒，辣得眼眶发红：“我争的不是一个王去荣的生死，争的是‘法前是否人人平等’这七个字。这七个字要是没了，大唐……还是大唐么？”
秋风穿堂而过，吹得案上未写完的奏章哗哗作响。那上面，贾至刚写了开头：“臣闻国之大柄，莫重于法……”
尾声：陕郡军营里的炮车声
陕郡前线，王去荣确实卖力。
到了军营第二天，他就钻进炮车营，叮叮当当改了三天三夜。改出来的新炮车，射程远了五十步，打得淮西守军不敢露头。
李光颜将军很高兴，特意上报请功。
但军营里，其他将领看王去荣的眼神，总有些古怪。尤其是那些凭军功一刀一枪拼上来的，私下喝酒时常嘀咕：
“啧，杀人县令的，倒成了技术人才。”
“咱们的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拼命，人家凭手艺，杀了人都能戴罪立功。”
“少说两句吧……人家是圣上特赦的。”
这些话，偶尔会飘进王去荣耳朵里。他通常只是闷头喝酒，喝完继续捣鼓他的炮车。只是某夜大醉后，他对同帐的老工匠说了句醉话：
“老哥，你说……我是不是该死在刑场上，才像个将军？”
老工匠往火堆里添了根柴，火星噼啪：“王将军，这话不该问俺。该问你自个儿，往后夜里睡得踏实不。”
营外，炮车试射的轰鸣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那声音传得很远，一直传到黄河对岸，传到更远的长安城。
而长安的御史台，已经准备好了新的弹章——不是弹劾王去荣，是弹劾下一个可能出现的“特赦案例”。
法网的线头，一旦松了，就得有人时刻盯着，准备随时拽紧。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载此事，评曰：“夫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王去荣有技而无德，宪宗惜才欲赦，贾至力谏不可，实为当时一场法治大辩论。司马光赞贾至之论“深切着明”，盖因治国之道，当“使有才者不得骄，恃才者不得肆”。惜宪宗终以战事为由赦之，虽收一时器械之利，实开“以技凌法”之弊窦。后世帝王当鉴：法者，国之权衡也；权衡一倾，虽有利器，难扶社稷。
作者说
这案子有意思，像面镜子，照出技术理性与法律伦理的永恒拉扯。王去荣代表的是“实用价值”——他的投石机能破城，是看得见的效益。贾至扞卫的是“程序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看不见的基石。
我们今天不也常面临类似抉择么？某个技术大牛违反了公司规定，但项目没他不行，怎么办？这时候，领导往往成了“宪宗”，HR成了“贾至”。
贾至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那“法如堤坝”的理论，却被记在史书里，成了后世法治建设的基石。而王去荣就算造出再厉害的炮车，在历史评价里，永远是个“有才无德”的负面案例。
这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技术会过时（唐代的投石机今天早进博物馆了），但法治原则穿越千年依然有效。一个社会可以暂时为技术妥协，但若长期“以技压法”，迟早会付出代价。
另外，宪宗的矛盾心态也真实得很——哪个领导者不想既要又要呢？既要法治清明，又要技术突破。可现实往往是单选题。他的选择告诉我们：当权者口中的“特殊情况”，往往会变成“常规操作”。
最后，别忘了那个被杀的杜县令。历史只记他的名字，不记他的冤屈。这提醒我们：在宏大叙事（平叛战争、技术进步）面前，个体正义容易被忽略。而真正的文明，恰恰体现在对每一个“小人物”权利的坚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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