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战火，把大唐的盛世烧得七零八落。朝堂上忙着平叛、忙着收拾烂摊子，可偏偏有个叫杨绾的官员，眼睛不盯着边关的烽火，也不盯着后宫的闲事，一门心思盯上了科举制度这块“心病”。
要说这科举制，本来是个好东西。唐初的时候，靠着它选拔了不少踏实肯干的读书人，充实到朝廷各个岗位上，撑起了大唐的半边天。可日子一久，这制度就变了味，尤其是进士科，简直成了“吟诗作对大赛”。考生们一个个抱着《全唐诗》啃，练的是吟风弄月的本事，写的是辞藻华丽的诗篇，至于治国安邦的经义、解决民生疾苦的对策，那是一概不放在心上。
你想想，考出来的官员，张口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闭口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让他去管百姓的温饱，去处理边关的纠纷，他能懂啥？说不定还得对着灾情吟两句诗，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当时的朝堂上，就充斥着不少这样的“诗人官员”，他们写起诗来洋洋洒洒，办起事来却手忙脚乱，把地方治理得一塌糊涂。
杨绾看着这一切，心里那叫一个着急。他本身就是个实打实的学者，肚子里装的全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华而不实的风气。公元763年，趁着朝堂稍微安定的空档，杨绾铆足了劲，呈上了一份改革贡举的奏折，这份奏折，堪称是一剂对症下药的“猛药”。
他的改革方案，条条都戳中了科举的痛点。首先，秀才科得改，以前秀才科的考试内容花里胡哨，现在得实打实考经义二十条、对策五道。经义考的是儒家经典里的治国道理，对策考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两项一过关，才算得上是真材实料。其次，国子监的举人选拔也得变，不能再由着地方随便推荐，得先由国子监的博士举荐，再经过祭酒亲自考核，合格了才能送到尚书省参加省试，这就从源头卡住了那些混水摸鱼的人。最后，明法科得归刑部主考，明法科是选拔司法官员的，以前由礼部瞎掺和，考出来的人连律法条文都认不全，现在让刑部来考，考的都是实打实的断案知识，这样选出来的官员，才能真正做到秉公执法。
杨绾的这份改革方案一出炉，就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在朝堂上激起了千层浪。有识之士纷纷拍手叫好，说这是挽救大唐科举的良方，能让选拔出来的官员真正为百姓办事。可反对的声音也不小，那些靠着吟诗作对当上官的人，一个个跳出来反对，说杨绾这是在“逆天而行”，断了他们的升官发财之路。
更要命的是，旧制度的积习实在太深了。上百年的时间里，读书人早就习惯了“重诗赋、轻经义”的路子，让他们一下子改过来，比登天还难。而且，那些既得利益者抱团取暖，在朝堂上处处阻挠，硬是把杨绾的改革方案给摁了下去，最终没能推行开来。
虽说改革失败了，可杨绾的这份心血并没有白费。他的改革理念，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后世读书人的心里。后来的科举制度改革，多多少少都借鉴了他的想法，慢慢把经义、对策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让科举真正回归到“选贤与能”的初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大多数人都忙着保命、忙着争权夺利，杨绾却能静下心来思考制度的革新，这份眼光和担当，实在是难能可贵。
司马光说
杨绾之议贡举，革浮华，崇经义，欲使士风归厚，取士以实，此乃救时之良策也。奈何积习已久，勋旧大臣多徇私弊，阻其施行，惜哉！夫科举者，国家取士之途，其内容关乎社稷兴衰。若徒尚文辞而轻实务，则所取之士，虽有虚名，终无裨于国。绾之志，可谓公而忘私，其远见卓识，足为后世法。
作者说
杨绾的科举改革，看似是一场制度的微调，实则是一次对“人才标准”的重新定义。在那个乱世，人们最缺的是能打仗、能治国的实干家，而不是只会舞文弄墨的酸秀才。杨绾的眼光，穿透了浮华的表象，看到了制度的内核——选拔人才，终究要以“经世致用”为核心。这场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方案不好，而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任何改革，都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想要撼动旧秩序，光有好的方案还不够，还得有冲破阻力的勇气和力量。更值得深思的是，杨绾在乱世中仍不忘革新制度，这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比改革本身更有价值，它告诉我们，无论时局多么艰难，总有人在为家国的未来奔走。
本章金句
浮华误国经义兴，选贤当以实务衡。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杨绾，在改革方案被阻挠的时候，你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推动改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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