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率军北上，京城的气氛并未因此松懈。相反，杨昭提拔的官员们高效运作，大乾王朝的脉搏跳动得更为有力。吏部尚书严秉继续着清吏黜贪的铁腕，户部尚书张维则将全国赋税体系梳理得井井有条，国库日渐充实。
杨昭离京前，曾与苏墨长谈。除了军事部署，更深入地探讨了文化与思想的变革。他深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只在于武力与财富，更在于民智的开启与思想的革新。
“苏先生，民智未开，国力难兴。如今朝堂肃清，正是推行新学，启迪民智的大好时机。”杨昭当时说。
苏墨听罢，内心波澜起伏。他出身寒门，对传统教育的僵化与束缚体会深刻。杨昭所描绘的未来，是一个知识不再被少数人垄断，人人皆可学习，百家争鸣的盛世。
杨昭走后，苏墨便将精力投入这项宏大的工程。他首先在京城郊外，以杨氏家族的名义，兴建了一座“明德书院”。这座书院与传统书院截然不同，它不只教授四书五经，更开设了算学、地理、格物、农桑，甚至医术等课程。杨昭在系统【知识库】中解锁的基础科学知识，通过苏墨之手，被编撰成通俗易懂的教材。
起初，许多保守的士子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些都是“奇技淫巧”，有失斯文。但随着书院学生们在各项实践中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能力，尤其是在格物与算学上的表现，渐渐吸引了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书院还引入了“辩论”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们大胆质疑，独立思考，而非一味死记硬背。这种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思维活跃，对知识的渴望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京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事物——《大乾旬报》。这份报纸并非官方邸报，而是由杨氏出资创办，苏墨亲自督办。旬报每周发行一期，内容包罗万象，上至朝廷新政的解读，下至民间奇闻轶事，更会刊登一些关于农桑、水利、冶铁等实用技术的文章。
旬报的文字通俗易懂，价格低廉，很快便在京城风靡开来。识字的百姓争相传阅，不识字的也会请人代读。旬报的出现，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壁垒，让新政的推行更加顺利，也让杨昭在民间的声望日渐高涨。
“杨大人真是神人啊！他不在京城，却仍能惠及百姓。”一位老者拿着旬报，感慨不已。
“可不是嘛，这报纸上的学问，比那些之乎者也实用多了！”旁边的年轻人附和。
在旬报上，苏墨还开辟了一个“问答”专栏，鼓励读者提出关于农事、工艺，甚至生活中的难题，由明德书院的师生们共同解答。这种互动模式，进一步激发了百姓的学习热情，也让书院的声名远播。
皇帝在御书房内，也常常翻阅《大乾旬报》。他发现，这份报纸不仅传播了杨昭的新政理念，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士子与百姓的观念。那些曾经被视为旁门左道的“杂学”，如今在旬报的推广下，变得堂而皇之，甚至被视为经世致用的学问。
“苏墨做得不错。”皇帝对身边的内侍说，“杨昭的眼光，总是如此独到。”
皇帝明白，杨昭不仅仅是想让大乾富强，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思想内核。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变革，需要时间和耐心，但一旦成功，其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
杨昭的文化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固守传统的儒家大儒，对明德书院的“不伦不类”和《大乾旬报》的“哗众取宠”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上书皇帝，指责杨昭“离经叛道”，“乱了纲常”。
然而，皇帝对这些奏疏置若罔闻。他亲眼见到大乾在杨昭的改革下，国力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他清楚，这些大儒们所代表的，是旧有的利益与思想，他们惧怕的，是自己的地位被撼动。
面对这些阻力，苏墨则在旬报上，以温和而有力的笔触，阐述新学的理念，引经据典，驳斥那些偏颇的言论。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反而赢得了更多年轻士子和百姓的支持。
杨昭在北疆的战事进展顺利，捷报频传。京城的文化革新，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明德书院的学生越来越多，旬报的发行量也越来越大。一种全新的思想风潮，在大乾王朝悄然兴起。
杨昭要的，不只是一个富强的王朝，更是一个思想开放、充满活力的社会。他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一个文化繁荣的新时代悄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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