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吃摊被取缔的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夏小雨的小圈子里激起了层层涟漪。苏晓芸惶惶不安，觉得自己搞砸了事情；陈亮则火急火燎地找到夏小雨，分析着可能波及的范围；连孙薇、王建国他们也私下表达了担忧。一时间，团队内部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夏小雨，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沉稳。她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惊慌失措地四处托关系。她知道，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小聪明和人情未必管用，必须从更高层面去理解和应对。
她先是安抚了团队成员。“事情已经发生了，慌乱解决不了问题。”她召集了苏晓芸和陈亮，在吴老师的小院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统一口径，评估风险，然后主动应对。”
她分析道：“小吃摊目标最大，首当其冲。笔记和翻译业务相对隐蔽，但并非无迹可寻。校方现在的关注点，在于我们是否‘资本主义化’，是否‘扰乱秩序’。所以，我们的应对核心，就是要将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解释为符合当前政策鼓励方向的‘勤工俭学’和‘学习互助’。”
她看向苏晓芸：“晓芸，如果保卫科或者学生会再找你，你就一口咬定，我们摆摊是为了贴补生活费，所有参与的同学都是家庭困难，收取的费用仅仅覆盖成本，略有结余也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绝非牟取暴利。态度要诚恳，要突出‘困难’和‘互助’。”
她又对陈亮说：“亮哥，笔记和翻译那边，立刻通知所有代销和参与的同学，近期务必低调，所有交易转入更私下的渠道。同时，整理一份名单，主要是那些确实家庭困难、依靠这份收入维持学业的同学信息，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要让校方看到，我们不是在搞破坏，而是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陈亮眼中闪过一丝佩服，夏小雨的冷静和条理让他安心不少。“我明白，我这就去办。”
安排好内部，夏小雨没有坐等调查上门。她深知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她仔细梳理了自己手中的“牌”：高考状元的名声（虽然她刻意低调，但档案里赫然写着）、军属的身份（薄斯年的部队番号和立功情况她很清楚）、以及所有业务参与者的贫困背景。
她决定去找一个人——中文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李文斌老师。李老师年近五十，为人方正，但并非不通情理，平时对刻苦学习的学生多有照顾。夏小雨选择他，是因为他既有一定的分量，又不属于那种激进僵化的类型。
她挑了一个下午，带上自己精心整理的学习笔记（展示其学习能力和“知识分享”的初衷），以及一份简要的、列举了参与“互助小组”的贫困生名单（隐去了具体业务和金额），敲响了李老师办公室的门。
“李老师，打扰您了。”夏小雨态度恭敬，带着几分学生面对师长的应有的局促。
“夏小雨同学？有事吗？”李老师对这位成绩优异、背景特殊的学生有印象。
“李老师，我是来向您承认错误，并说明情况的。”夏小雨开门见山，将小吃摊被取缔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但没有纠缠于细节，而是迅速将话题引向更深层。
“老师，我知道在校内摆摊不对，影响了秩序，我们已经深刻反省，并且保证绝不再犯。”她先承认错误，姿态放得很低，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老师，我们几个参与的同学，包括历史系的苏晓芸，经济系的陈亮，还有名单上这些同学，”她适时递上那份贫困生名单，“家里的情况确实非常困难。国家恢复了高考，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无比珍惜，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稍微减轻一点家庭的负担，能把书更好地读下去。”
她的话语恳切，带着这个时代学生特有的质朴与坚韧。她展示了自己的笔记：“像整理学习资料，初衷也是为了和同学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我们收取一点点费用，真的只是为了覆盖笔墨纸张的成本。我们绝对没有想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只是想……想把书读好，想自立一点。”
她提到了薄斯年，语气平静却带着力量：“我爱人在边疆保家卫国，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更理解自食其力的意义。我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只想和他一样，尽自己所能，克服困难。”
李文斌老师听着夏小雨的陈述，翻看着那份字迹工整、条理清晰的笔记，以及名单上那些熟悉或陌生的、确实家境贫寒的学生名字，眉头微微蹙起，陷入了沉思。他当然知道政策的大方向，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但同样也鼓励“勤工俭学”、“自力更生”。夏小雨的情况确实特殊，她组织的这些活动，虽然有些“出格”，但本质上似乎并没有脱离学生互助和解决实际困难的范畴，尤其是还牵扯到不少贫困生。
“夏小雨同学，”李老师沉吟良久，开口道，“你们的困难，系里和学校是了解的，也是同情的。但是，方式方法一定要注意！校园是学习的地方，不是市场。摆摊设点，影响确实不好。至于学习资料的交流……”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分享学习心得，是值得提倡的。但要注意尺度，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沾染上浓厚的商业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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