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西槐巷的雪还没化。
青石板上铺着薄薄一层灰白残雪，像是昨夜那场焚信成灰的仪式留下的余音，迟迟不肯散去。
风穿过老槐树的枝桠，带起几片未落的纸鸟残翼，簌簌作响，像谁在低语。
孟雁子推开社区办公室的门，冷风裹着雪粒扑进来，打在脸上，凉得清醒。
她脚步一顿。
门口整整齐齐摆着七只陶瓮。
灰釉粗陶，形制古朴，每一只都带着窑火灼烧后的裂纹与指痕，像从大地深处挖出的灵魂容器。
瓮口贴着便签纸，字迹各异，却都工整得近乎虔诚：
“给老伴”
“给儿子”
“给那年没说出口的人”
“给十年前离家出走的妹妹”
“给救过我的陌生人”
“给我自己”
“给未来某个会读到这封信的人”
雁子怔住。
她的指尖悬在半空，不敢碰。
这些不是《回声簿》里的遗言，也不是冬至夜集体誊录的忏悔——这是续写。
是那些曾在灰雪中听见亡妻哼秦腔的老人，是那个主动为母亲读情书的叛逆少年，是失智多年却突然记起唱词的失语者……他们开始写了。
城市醒了。
不是靠她记住所有人，而是所有人终于愿意记住彼此。
她蹲下身，手指轻触第一只陶瓮的边缘。
掌心那道曾蔓延至肘部的锈线，此刻微微一颤，仿佛地脉仍在低语：有人等这句话，等了一辈子。
可这一次，它没有灼痛，没有抽离的撕裂感，反而像被什么轻轻托住，浮起一丝温热。
她猛地缩回手，呼吸微乱。
这不是金手指失控的前兆，也不是记忆反噬的征兆——这是变化。
她的过目不忘，曾是负担，是枷锁，是拿自己的人生去承载别人的悲欢。
可现在，当居民们自发写下未尽之言，当阿陶烧出新的陶瓮承接这些情绪，她竟感到一种奇异的松动。
好像……她终于可以不那么“有用”了。
身后长椅上传来窸窣声。
老墨坐在那儿，怀里抱着那只铁盒，里面是他拼好的日记本——纸页泛黄，边角卷曲，用胶带勉强粘合，像一颗千疮百孔却仍跳动的心脏。
他抬头看她，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想……录一段。”
雁子没问内容。
她只是默默转身进屋，取出笔墨，放在长椅旁的小桌上。
老墨低头看着铁盒，手指摩挲着封面，良久才开口：“小言三岁那年发烧，四十度，夜里送急诊。我抱着她在走廊等，医生说可能脑膜炎，要观察七十二小时。我……我哭了。”
他的声音顿了顿，喉结滚动。
“可回家后，我把那天的日记撕了。烧了。因为怕她以后看见，会觉得爸爸软弱。”
雁子握笔的手一紧。
她知道老墨——退休语文教师，“守字会”首领，一生信奉“文字即尊严”，宁可沉默也不愿示弱。
他曾反对“落笔不焚”，认为私密情感不该留存于世；可如今，他却主动要将最脆弱的一刻刻进城市的记忆里。
她提笔誊录。
墨落纸面刹那，字迹再次浮起，如魂游离，缓缓飘向西槐巷17号——老墨的老屋。
就在最后一个字脱离纸页的瞬间，窗台上一只尚未燃尽的灰雪，忽地亮了一瞬。
幽蓝微光，一闪而灭。
像回应。
想原谅。
雁子望着那抹光消失的方向，心头一震。
她忽然明白，这座城市不再需要她做唯一的记忆容器了。
它开始自己呼吸，自己疗伤，自己说出那些压了一辈子的话。
她转身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门。
桌上的铁盒日记还在，旁边那只折好的纸鸟翅膀微颤，仿佛随时要飞走。
她翻开昨日写下的那句“继续当一个记不住自己的人”，盯着看了很久。
然后，她合上日记，放进抽屉最底层。
不再看。
门外，阿陶背着新一批陶瓮来了。
这次的瓮更小，更圆润，釉色由冷蓝转为暖黄，像秋阳落在泥土上。
瓮身刻的不再是全名，而是居民名字的偏旁部首——“王”字旁、“女”字底、“心”字底……零散却不乱，像等待拼合的密码。
“上次的瓮锁记忆。”阿陶低声说，放下背篓，额角还沾着陶土，“这次的，要养记忆。”
雁子伸手摩挲瓮口，指尖传来温润质感。
而掌心那道锈线，竟悄然退去一丝——从肘部回缩至小臂，像是某种契约正在解除。
“泥还是城墙根的。”阿陶望着远处斑驳的古城墙，“但掺了纸灰和灯油——那是冬至夜点过的灯。”
雁子一怔。
纸灰是焚信的余烬，灯油是守夜的执念。
他们把仪式的残渣，融进了新容器。
这不是终结，是延续。
她忽然觉得胸口松了些，像是压了三十年的石头，终于裂开一道缝。
就在这时，大静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台旧式录音机，外壳斑驳，磁带缓缓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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