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九年的这场山西大地动，虽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其惨状通过通政司的线报系统不断传回京师，令人扼腕，却也在无意间，成为了检验《定鼎新章》改革成果的一块最为严峻、也最为成功的试金石。新成立的诸部院在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中，展现出的高效协同与专业能力，极大地震慑了朝堂之上那些仍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保守势力。以往遇大灾必有的推诿塞责、信息混乱、救援迟缓等积弊，在此次由内阁统筹、诸部联动的救灾行动中，得到了显着遏制。皇帝朱由校对此深感欣慰，连日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对沈惊鸿和新体制的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暖阁中对随侍太监感叹：“朕今日方知，何为‘纲举目张’。以往六部各自为政，朕如同驾驭六匹奔向不同方向的烈马，疲于奔命。而今，内阁为缰，诸部为蹄，方能使帝国这架马车，行于康庄大道！”
灾后的重建工作，在新体制的框架下有条不紊地展开。由交通部主导的道路、桥梁修复工程进度，每日通过线报系统直送内阁；工部与科技部联合派出的技术小组，带去的基于力学原理改良的抗震民居图纸，开始在废墟上化为现实，其结构之稳固，令当地老匠人也啧啧称奇；农政部的官员深入田间地头，评估土壤与水利设施损毁情况，规划着来年的春耕与作物补种；财政部的银钱与物资，通过初步建立的银行汇兑与官办物流体系，更为精准快捷地流向所需之处。而都察院与审计司的御史、计官们，如同鹰隼般紧随其后，他们的监督奏报与审计文书，确保了数额巨大的赈灾钱粮能较为清白地用于灾民身上，虽不敢说涓滴归公，但大规模的贪墨舞弊确已大为收敛。
借着这股“新制显威”的东风，以及皇帝对改革空前的支持力度，沈惊鸿深知机不可失。他深知，制度是骨架，人才是血肉。再完美的设计，若执行者因循守旧或心怀异志，终将流于形式。于是，他精心准备后，向朱由校提出了下一步的关键举措——依据新定各部职能，大规模调整、擢升一批务实能干、政声卓着，且相对超脱于旧有门户党争之见的官员，充实到新中枢的关键岗位上，以确保改革理念能得以彻底贯彻，新政能够深耕固本。
朱由校对此深以为然。他翻阅着沈惊鸿呈上的候选官员履历与考功记录，脑海中浮现的是地震期间那些反应迅速、奏报条理清晰的部门，与以往遇事则互相推诿、奏章空洞无物的衙门形成的鲜明对比。他明白，此刻的朝堂，正需一股清流，一股实干之风。在沈惊鸿的详细举荐与朱由校的亲自裁定下，一系列震动朝野的人事任命，伴随着初冬的寒风，陆续颁下：
· 范景文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位以“二不尚书”（不受嘱、不受馈）闻名、素称清廉刚正的能臣，以其铁面无私、不避权贵的风骨，执掌风宪，监督新体制下的百官言行，整肃吏治，正合其位。诏书下达当日，便有数名风评不佳的科道言官主动请辞，朝野为之肃然。
· 徐石麒擢升为司法部尚书。这位天启二年进士，历仕工部、礼部、吏部、通政司等多职，经验丰富，更以刚正清介着称，从未卷入阉党或东林党争。由他执掌改组后的司法部，负责领导《大明律》的修订完善，厘清司法程序，整顿刑狱，令人信服。
· 孙传庭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尚书。这位历史上明末的擎天之柱，在此成功线中，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早已在平定蒙古扰边、整合辽东防务中展现无遗。由他出任国防部尚书，全面负责帝国的军事建设、战略规划、军队训练及对残元势力、海上安全的防务，实至名归。其就任后的第一道咨文，便是要求兵部（仍保留军事行政职能）与五军都督府（职能已大部分转入国防部）协同，重新厘定各级武官升转考课条例，重在实战能力与军功。
· 袁应泰破格提拔为水利部尚书。历史上虽有沈阳失守之败，但在此时间线，因沈惊鸿的早期介入和战略调整，其过失已被弥补。多年来，袁应泰勤勉任事，尤其在其擅长的河工水利方面，于治理黄河、淮河水患，保障漕运畅通上功劳卓着。新设的水利部，专司全国水资源调度、大型水利工程营建、防汛抗旱，正需他这样的专家型官员执掌。消息传出，朝中虽有微词，但多数官员亦认为此乃人尽其才。
· 吕大器调任交通部侍郎。他曾任职吏部，熟悉官员铨选，又有担任山西巡抚的地方经验，为人干练，善于协调。交通部掌管日益庞大的铁路、公路及运河网络建设，涉及征地、民夫调配、与地方官府协调等复杂事务，吕大器的经验正可弥补技术官员出身的尚书在行政协调方面的不足。
· 范复粹起复为农政部尚书。这位资历深厚的老臣，在天启初年便已崭露头角，后因不屑党争而一度隐退。其为人老成持重，且在山野期间对民生疾苦多有体察。由他总揽天下农桑、屯田、赈济及新兴的“乡村振兴”事宜，利用其威望与经验稳定帝国农业基本盘，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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