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冬，都灵，科斯塔家族府邸。空气凝固得如同结冰，壁炉烧得再旺，也无法驱散弥漫在产房外走廊上的紧张。压抑的呻吟断断续续从紧闭的橡木门后传来，每一次都像重锤敲在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心上。
他如同困兽般在华丽却冰冷的地毯上来回踱步，昂贵的雪茄被掐灭在银质烟灰缸里，留下扭曲的残骸。深灰色的西装外套早已脱下扔在一边，衬衫领口敞开，露出紧绷的脖颈线条。平日里指挥舰队、搅动风云的绝对掌控力，在此刻消失殆尽。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力——面对生命诞生这最原始也最凶险的历程，他引以为傲的权势、财富、智谋，统统失去了意义。
岳父卡洛·德·拉·罗维尔侯爵脸色苍白，紧握着胸前挂着的家族徽章吊坠，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着。母亲玛利亚夫人坐在一旁的长椅上，双手紧紧交握，指节发白，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上写满了担忧，眼神不时投向紧闭的房门，又担忧地看向焦躁不安的儿子。每一次产房内传出的痛呼升高，都让走廊里的空气又稀薄一分。
亚历山德罗强迫自己停下脚步，靠在冰冷的石墙上，试图用理智压制翻腾的恐惧。他想起了索尔费里诺报告里那些死于感染的年轻士兵，想起了自己强令推行的消毒煮沸、干净纱布……这些措施在产房内是否被严格执行？里卡迪派来的那位年轻但据说“思想开明”的医生，还有经验丰富的首席助产士索菲亚夫人，她们能应对突发状况吗？埃琳娜的身体素质很好，但万一……万一出现大出血？万一感染？那个时代高达两位数的产妇死亡率如同冰冷的幽灵，在他脑海中盘旋。
就在这极度的焦虑中，一个更隐秘的画面猝不及防地刺入脑海——热那亚橡树街7号那洒满阳光的露台，埃莉诺拉抱着襁褓中的贝拉，温柔地哼着歌。贝拉出生时，他在哪里？在议会与人唇枪舌剑？在海军部推演海图？还是在某个港口视察战舰？他甚至没能第一时间见到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模样。对埃莉诺拉母女的愧疚，此刻如同藤蔓般缠绕上对埃琳娜的担忧，化作双倍的煎熬，啃噬着他的内心。
“啊——！”一声比之前更加尖锐、持久的痛呼穿透门板。亚历山德罗的身体瞬间绷紧，心脏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他几乎要冲过去砸门。就在这时，门内传来助产士索菲亚夫人清晰而急促的指令：“热水，干净的毛巾，快！医生，胎位可能需要调整。准备产钳，按海军医院的新规程消毒。”
“产钳”、“消毒”——这两个词如同黑暗中的灯塔，瞬间拽回了亚历山德罗一丝理智。他推行的新规程，正在里面发挥作用，他强压下破门而入的冲动，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强迫自己相信那些煮沸过的器械，相信那些经过蒸汽处理的洁白纱布。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难熬，走廊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和壁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突然，一声嘹亮、充满生命力的啼哭，如同破晓的号角，骤然撕裂了所有的压抑与阴霾。哇——！哇——！那声音如此清晰，如此有力，如同天籁。
橡木门被猛地拉开，首席助产士索菲亚夫人满脸汗水，却洋溢着如释重负的笑容，她抱着一个包裹在洁白细软棉布（科斯塔纺织厂特供）襁褓中的婴儿：“恭喜男爵阁下！恭喜侯爵阁下！夫人平安，这是一位健康的小少爷。”
紧绷的弦瞬间崩断，亚历山德罗只觉得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洪流冲垮了所有的堤坝。他踉跄一步，靠在墙上才稳住身形，随即几乎是扑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还在嘹亮啼哭的、温热的、皱巴巴的小生命。
那么小，那么柔软，却又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深灰色的胎发贴在额头上，紧握的小拳头在空中挥舞。亚历山德罗低头凝视着怀中这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小家伙，感受着怀中那脆弱又蓬勃的生命力，一种混杂着狂喜、敬畏和无尽责任的暖流，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堤防。他的手在微微颤抖，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
“埃琳娜……她怎么样？”他抬起头，声音沙哑。
“夫人很好，只是非常疲惫。”索菲亚夫人由衷地说，“多亏了您坚持的新规程。医生处理得非常及时，所有器械都严格煮沸，止血纱布都是全新的，避免了可能的感染风险。夫人很坚强。”
亚历山德罗长长地、彻底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将襁褓轻柔地交给早已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的母亲玛利亚，然后大步走进产房。
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和消毒药水（早期石炭酸稀释液）的味道。埃琳娜躺在宽大的床上，脸色苍白如纸，汗水浸湿了鬓发，显得异常虚弱，但那双深褐色的眼眸在看到亚历山德罗时，却亮起了温柔而骄傲的光芒。
亚历山德罗快步走到床边，单膝跪下，紧紧握住妻子冰凉的手。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只化作一句低沉而饱含深情的：“辛苦了，埃琳娜……谢谢你。” 他的手心传来妻子微弱的回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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