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8日，清晨。
薄雾尚未完全散去，长江的湿气混杂着城市早起生炉的煤烟味，弥漫在空气中。教育部临时办公处——一座征用的前清官员府邸的偏院——里，灯火已经亮了一夜。
唐茗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将面前一沓刚刚校对完的、墨迹未干的新编小学语文识字课本草稿轻轻推到了一边。
桌案的另一角，堆着小山般的、来自不同专家和基层教员关于教材改革的意见反馈函，她只来得及看完一半。旁边，还有一份待审的、关于在已解放区推广冬季扫盲夜校的初步方案。
林尚舟伏在旁边的书桌上，正对着一本厚厚的法文版教育学着作做最后的摘录笔记，准备带回巴黎作为参考。他的眼下也有着浓重的青黑，显然也是彻夜未眠。
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偶尔响起的、压抑的轻微咳嗽声——来自唐茗。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早期妊娠反应的不适，让她的脸色在灯下显得异常苍白，嘴唇缺乏血色，原本清亮有神的眼眸也蒙上了一层难以掩饰的疲惫和憔悴。
“茗茗，快天亮了，你歇一会儿吧。”林尚舟放下笔，担忧地看着妻子，“上午你还要去参加协商会议，下午就要上船了。这样撑下去，身体会垮的。”
唐茗轻轻摇了摇头，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浓茶喝了一口，试图驱散脑中的混沌感。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没事，还撑得住。最后这点扫尾工作，必须做完。这次去巴黎，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教材的事情不能耽搁。还有那个会议……”
她顿了顿，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季度协商会议，反映民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我不能缺席。叔叔特意批准我参加，也是希望我能把基层的声音，尤其是教育方面的迫切需求，带到国际上去讲。”
她的身份特殊而敏感。作为党内新兴“国际系二代”的核心人物之一，又是现临时主席的亲侄女，她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也承载着远超常人的期望。
二次北伐中，她利用在法国积累的人脉，为部队额外争取到了四十多辆至关重要的坦克，这份功劳让她在军内和党内声望鹊起，但也无形中加重了她的责任和压力。她必须做得更多、更好，不能有丝毫懈怠。
林尚舟看着她强打精神的样子，心疼却无奈。他知道唐茗的倔强和责任感，在这种时候，任何劝她休息的话都是苍白的。他只能默默地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她有些单薄的肩膀上，然后继续埋头工作，希望能帮她分担更多。
上午九时，东方革命人民协商会议在临时政府大礼堂举行。
能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来自各解放区的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群众团体负责人济济一堂，气氛庄重而热烈。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汗味和一种积极参政议政的躁动气息。
唐茗坐在靠前的位置，努力挺直脊背，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她今天特意穿了一身较为正式的深蓝色制服，试图掩盖脸上的倦容。
但当会议开始，各项报告和讨论依次进行时，她还是感到一阵阵难以抑制的眩晕和精力不济。
会议议程涉及土改、民生、战后重建、支前动员等方方面面，代表们发言踊跃，有时甚至争论激烈。
唐茗强撑着精神，仔细聆听，尤其是在涉及到文化教育领域的议题时，她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记录着代表们反映的师资短缺、教材匮乏、校舍破败等具体问题。
轮到她就教育问题做简短发言时，她站起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和清晰。她简要汇报了新教材编写的进展和思路，承诺将尽力推动解决代表们提出的困难，并表示会将基层教育的真实状况和需求，在国际场合进行呼吁和争取支持。
她的发言条理清晰，切中要害，赢得了不少代表的点头认可。
但只有坐在她身旁的林尚舟和少数细心的人才能察觉到，她握着讲稿的手指在微微颤抖，额角渗出了细密的冷汗，支撑在桌沿的手肘也在不易察觉地依靠着桌子来稳定身体。
会议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当宣布休会时，唐茗几乎是瞬间松垮了下来，重重地坐回椅子上，闭上眼睛，长长地、无声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眩晕感更加强烈了，周围的嘈杂声仿佛隔着一层水膜，变得模糊而遥远。
“茗茗，你怎么样？”林尚舟立刻俯身过来，焦急地低声询问，扶住了她的胳膊。
“没……没事，”唐茗勉强睁开眼，扯出一个虚弱的笑容，“就是有点累，坐久了头晕。歇一下就好。”她接过林尚舟递来的水杯，小口喝着温水，试图平复过快的心跳和阵阵恶心感。
下午二时，码头。
江风凛冽，吹拂着送行人群的衣袂。一艘远洋客轮“诺曼底”号静静地停泊在泊位上，即将启航前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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