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里的工资风波和赵学栋的“深圳抉择”，像投入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漾开的涟漪久久未平。晓燕发现，马桂芳和刘大头媳妇她们闲聊时，“停薪留职”、“深圳”、“一个月一百多”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了，虽然大多仍是带着怀疑和畏惧的调侃，但某种躁动的种子显然已经播下。
“林记”的生意平稳中有升。得益于李董事长介绍的优质原料，点心的品质更加稳定，甚至略有提升，吸引了一些更远地方的顾客。晓燕琢磨着，或许真该考虑租下旁边那小间空房了。
这天下午，阳光炙热。晓燕正在店里清点账目，计算着扩大经营的可行性，门口传来一阵喧哗和孩子们兴奋的尖叫声。
只见一群半大孩子追着一辆罕见的“嘉陵”轻便摩托车跑过菜市场后街。摩托车上坐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穿着时兴的红色“上海”牌针织运动衫和蓝色牛仔裤，头发烫得微卷，戴着一副硕大的茶色蛤蟆镜，车把上挂着一个黑匣子，正播放着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音乐，声音巨大——那是一台日本原装进口的“三洋”牌四喇叭收录机！绝对是身份和财力的象征！
“是‘大头斌’！”有摊贩认出了来人，语气复杂地喊道，“刘大头他家的小子！这小子真发达了？”
摩托车在“林记”附近减速，刘斌——也就是刘大头的儿子——单脚支地，潇洒地摘下蛤蟆镜，露出一张带着几分痞气却难掩得意的脸。他目光扫过“林记”的招牌，最后落在晓燕身上，吹了个口哨：“哟！这就是咱这片有名的‘林记’？老板比点心还俏啊！”
晓燕皱起眉头，对这轻浮的语调很不感冒。她听说过刘大头这个儿子，以前也是厂里的青工，不好好上班，整天打架斗殴，让刘大头操碎了心。后来好像跟人跑了南方，没想到这么快就人模狗样地回来了。
刘斌停好摩托车，拎着那台昂贵的“三洋”收录机，大大咧咧地走进店里，音乐声震得屋顶都快掉灰了。他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晓燕和马桂芳，眼神轻佻。
“来二斤最好的点心，给爷包上！”他甩出几张十元大钞，拍在柜台上，动作夸张。
马桂芳有些害怕，下意识地看向晓燕。
晓燕强忍着不快，面无表情地称点心、打包。
“老板，生意不错啊？”刘斌靠在柜台上，凑近了些，带着一股廉价古龙水和烟草混合的味道，“跟我干怎么样？我在深圳跟大老板搞贸易，缺个像你这样又能干又漂亮的秘书！保证比你这小破店挣得多多了！看见没，”他拍了拍那台“三洋”，“这玩意儿，香港带来的，顶你卖半年点心！”
晓燕把打包好的点心递给他，冷冷道：“您的点心，共三块五。找您钱。”
刘斌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晓燕对他描绘的“繁华世界”毫无兴趣。他讪讪地接过找零，撇撇嘴：“啧，没劲。守着这破地方有啥前途？早晚后悔！”说完，拎着点心，重新戴上蛤蟆镜，跨上摩托车，在巨大的音乐声和孩子们的追逐中扬长而去，留下一地尾气和浮夸的背影。
“呸！什么东西！”马桂芳对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挣了两个糟钱，烧包得不知姓啥了！”
晓燕却看着那远去的摩托车，心里并不平静。刘斌的出现，像一个更粗鲁、更直白的版本，再次向她展示了南方特区那种爆炸性的财富诱惑和对传统价值的冲击。这种冲击，比郑文斌的文化讨论更直接，比娟子的信件更具象，带着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
傍晚，陈默来时，听说了下午的事，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刘斌？刘大头那个混账儿子？”他语气冰冷，“听说在那边也不是干什么正经买卖，倒腾些电子表、蛤蟆镜，坑蒙拐骗。”
“你怎么知道？”晓燕惊讶。
“跑车的，消息杂。”陈默言简意赅，但眼神里带着明显的警惕和厌恶，“离他远点。这种人，沾上就是麻烦。”
似乎是为了印证陈默的话，第二天，关于刘斌的更多消息就在街坊间传开了。有人说他确实挣了钱，但来的不干净；有人说他回来是避风头的，在那边惹了事；还有人羡慕地说他带回来好多紧俏货，什么日本电子计算器、香港的尼龙袜、带香味的橡皮擦，正在偷偷找人卖。
“价格双轨制”下，这些从特殊渠道流入的“洋货”对普通市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晓燕甚至看到隔壁秀芬都忍不住用攒下的布票加钱，从刘斌那里换了一双透明的“玻璃丝袜”，爱不释手又有点忐忑不安。
刘斌的出现，像一条鲶鱼，搅动了菜市场后街原本虽然艰辛却相对平静的生活。一种对金钱的直接渴望和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开始更明显地弥漫开来。
几天后，又一个新人物走进了“林记”。这次是一位四十多岁、干部模样的女人，姓孙，是县妇联的干事。她穿着合身的灰色女式西装外套，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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