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队的离去，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在燕京基地表面平静的秩序下，激起了细微却持久的涟漪。希望与恐惧交织，等待着远方的回音。而基地内部，在“工具派”无形划定的界限下，人类幸存者艰难地适应着这种扭曲的“庇护”，同时，反抗的暗流也在悄然涌动。
基地的修复工作主要由“工具派”的“工程兽”承担，它们效率惊人，但风格冰冷。修复后的围墙混合着扭曲的钢筋和搏动的生物聚合物，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人类的活动范围被无形地限制在核心区域，任何试图深入“工具派”控制区或与之“非必要”接触的行为，都会引来沉默的“监视者”（一种新型悬浮于低空的小型侦察单位）的警惕性盘旋。
老陈的学徒们，在老技工周师傅的带领下，勉强重建了一个小型工坊。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使用了部分“工具派”提供的金属材料，但坚持用传统方法锻造和加工，仿佛在用这种方式维系着老陈的遗志。他们开始尝试利用变异体的几丁质外壳和韧性肌腱，制造更具弹性和强度的复合弓弩和近战武器，以应对弹药日益短缺的现实。每一把带着生物材质的武器诞生，都伴随着工匠们内心的挣扎——他们是在利用敌人，还是在被敌人的“馈赠”所同化？
李潇的医疗区依旧是心理创伤的重灾区。幸存者们普遍出现了“围墙依赖症”——一方面极度依赖“工具派”提供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对它们的存在感到无处不在的恐惧和屈辱。一名儿童在梦中哭喊：“金属蜘蛛在吃我的玩具！”（他将“清道夫”称为金属蜘蛛），这成了许多人内心状态的缩影。李潇除了提供有限的心理疏导，更多的是组织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让幸存者们在重建家园的忙碌中，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煎熬。
林曼和陈静的实验室，成了基地内最紧张也最富风险的“前线”。她们的研究重心，从单纯的防御，转向了危险的“主动干预”。通过对捕获的低阶“工蜂”（一种负责基础劳作的“工具派”变种）进行极其谨慎的神经信号刺激实验，她们成功模拟出了一种更高权限节点的生物信号特征。
“理论上，如果我们能复制或干扰特定‘共鸣织网者’的指挥信号，或许能在小范围内，暂时影响甚至‘欺骗’低阶‘工具派’个体的行为模式。”陈静展示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经信号图谱，语气却没有丝毫兴奋，只有凝重，“但这如同在悬崖边行走，一旦被‘母亲’或更高层级的节点察觉…”
与此同时，秦风的状况提供了关键的预警。在一次短暂的清醒中，他紧紧抓住林曼的手，瞳孔中充满了数据流动的辉光：“‘母亲’…不是沉睡…是分布式…它在每一个节点里…也在…我们上方的天空…监视着…平衡…”
他喘息着，艰难地补充：“新的扰动…在靠近…不是勘探队…是…‘清理者’…‘母亲’的…免疫系统…”
“清理者”？一个新的充满不祥意味的名字。
“清理者”的出现并非大张旗鼓。最初只是一些边缘巡逻小队失去了联系，没有战斗痕迹，没有尸体，仿佛凭空蒸发。紧接着，基地外围几个由“工具派”建立用于资源采集的小型前哨站也悄无声息地停止了运作。
“工具派”的反应迅速而冷酷。它们加强了基地外围的巡逻密度，一种新型的体型更庞大全身覆盖着厚重暗色生物装甲的“扞卫者”开始出现在关键节点。它们对人类的监视也更加严密，那种低空悬浮的“监视者”数量明显增多，几乎无处不在。
紧张气氛再次升级。所有人都意识到，某种连“工具派”都严阵以待的未知威胁正在逼近。
就在此时，林曼团队决定进行一次极其危险的实地测试。她们选择了一个远离核心区，靠近基地边缘废弃水处理厂的区域。那里活动着一些低阶的“工蜂”和“清道夫”。利用改装后的生物信号发射器，她们尝试向该区域的“工具派”单位注入一段经过编码模拟“高阶节点指令”的信号：“忽略人类单位 [特定身份编码]。“
目标是一名负责在该区域巡逻的人类士兵（自愿参与测试）。当这名士兵小心翼翼地靠近一群“清道夫”时，它们果然出现了瞬间的“迟疑”，复眼闪烁，仿佛在重新识别，然后…无视了他，继续之前的作业。
测试成功了！虽然范围极小，时间极短，但这证明，“规则”是可以被局部修改的！
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持续片刻，负责监控信号的陈静脸色骤变：“检测到高强度反向溯源信号！我们被发现了！”
几乎在同时，基地内所有的“监视者”单位同时转向，将传感器对准了实验室的方向！远处，数只“扞卫者”开始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水处理厂区域移动！
实验室暴露了！
林曼立刻下令销毁所有实验数据和关键设备。她知道，必须有人为这次“越界”负责，否则整个基地都可能面临“母亲”或“工具派”的毁灭性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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