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印刷厂的机器响了整整一夜。
五百册小册子装订成册。
封面用的是潜龙城自产的牛皮纸，内页用的是泉州纸厂出的竹纸。封面上印着一棵新苗从旧树桩旁边长出来，笔画简洁，是李清晨画的。
首批五百册分成三份。一百册送京城，一百册送江南苏州府，一百册送西凉城，一百册送大理六郡，一百册留在潜龙城北大学堂。
送往京城的那一百册，由潜龙城至京城的电报线沿线的驿站马接力传递。
第三天傍晚，第一批二十册就到了京城。
京城，东城茶楼。
说书人老张头正坐在后台喝茶。茶楼掌柜急匆匆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册子，搁在老张头面前。
“老张，潜龙城来的。新出的册子，叫什么《新树会思想录》。据说是一群学生娃娃写的。你看看能不能说。”
老张头翻开册子。第一页，宇文成《种新树》。
“……旧树病了。根烂了。摘两片叶子没用，得在旁边另外挖坑种一棵新苗。新苗不能跟旧树用同一块土，旧树的根会把新苗的根缠死。得离远一点，远到旧树的根够不着，然后等，等新树长大，等旧树自己枯了，新树成林的时候，旧树就烂成泥了。”
老张头念完这一段，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把册子翻到第二篇，《纳税人意识三层》。
念到第三层的时候，老张头把茶碗搁下了。
“……你买的每一包米、每一桶油、每一件衣服、每一张车票，都在把一部分钱送进公共体系。你不是寄居在这个国家的临时住户，你是这个国家的共同出资人。”
老张头一拍大腿。
“掌柜的，今天晚场不说《三国》了，说这个。”
当晚，东城茶楼座无虚席。
老张头站在台上，手里的醒木没拍。
只是把册子摊开，一页一页念。
念宇文成怎么把剩饭扣在祠堂门槛上，念陆江手腕上绳子勒的疤。念铁格尔他爹被烫了腿厂头打发一个月工钱。念范阳他爹六亩地换了十二两，补偿连抢都不如。
念到苏文讲做蛋糕分蛋糕那一段的时候，茶楼里静得只听见茶碗盖磕在碗沿上的声响。
老张头的声音不高，每个字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梁上。
“什么是好制度？分蛋糕的人最后拿蛋糕。什么是坏制度？分蛋糕的人先拿蛋糕。什么是最坏的制度？分蛋糕的人先拿，还不让人知道拿多少。”
角落里有个户房先生站起来。是上回贴账本摘抄的那个户房先生。站了一会儿，又坐下了。坐下来之后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是他这个月整理的本衙账目。他在纸上又加了一行字：“本月修路款：去向待查。”
茶楼掌柜站在柜台后面，没算账。手里握着算盘，算珠一颗没拨。对着老张头的方向，轻轻说了一句。
“这帮娃娃，把话都说到骨头里了。”
京城，御书房。
刘策坐在案后。面前摆着一本《新树会思想录》，牛皮纸封面被宫灯照得发黄，翻开的那一页是苏文写的《做蛋糕与分蛋糕》。
董婉华坐在旁边的绣墩上，手里也拿着一本，已经翻到了附文，《新树会讨论始末》。
“槐荫居士。这名字起得文雅。”
董婉华念出附文里的一段。
“‘新树会四人，出身各异，遭遇不同，而心志相类。皆因亲历旧制度之害，乃立志种新树以易之。其言虽直，其心可敬。’”
刘策把册子翻回封面，看着上面那棵从旧树桩旁边长出来的新苗。
“北大学堂政务科三班。宇文成。陆江。铁格尔。范阳。四个人，最大的不到十九，最小的十七。写的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骨头上，闷着响。”
“陛下，这本册子在茶楼里被说书人连念了三晚。第一晚座无虚席，第二晚门口加座，第三晚隔壁街的人都挤过来了。”
董婉华把册子搁在膝上。
“说书人老张头念到最坏的制度是分蛋糕的人先拿还不让人知道拿多少的时候，茶楼里有人站起来叫好。”
“叫好的人是谁。”
“菜贩。船工。学徒。还有几个衙门里的书吏。户房那个贴账本摘抄的也在，听完之后把袖子里的账本掏出来，在空白处又加了一行字。”
刘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御书房外面是重重叠叠的宫墙，宫墙外面是京城纵横交错的街巷，街巷里有茶楼、有菜市、有码头、有作坊，有无数个正在翻这本册子的匹夫。
“朕在朝堂上推财产公示，推了几个月，推不动。这几个娃娃写了本册子，三天，就把茶楼里的人心搅动了。”
“因为他们说的不是大道理，说的是自己家的事。”
董婉华走到刘策身边。
“宇文成说他爹交七成租，一年收三十石粮交二十一石。陆江说他家船队过三道卡，每道卡都要打点。这些话读书人说不出来，他们说出来了。匹夫听了觉得是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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