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脚踏上坚实的混凝土地面时，耗子张开双臂，仰天深吸了一口气，结果被混杂着江水腥气、煤烟味和城市尘埃的空气呛得连咳了好几声。
“咳咳……妈的，上海滩的味儿也这么冲！”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眼睛却不够用了，滴溜溜地转着，打量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呜呜作响的拖船、以及远处外滩那些鳞次栉比的万国建筑。
水生提着最简单的行李包，沉默地站在我们身后。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旧夹克，身形依旧挺拔。
“走吧，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我紧了紧肩上挎着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们的全部家当——那九万二千块钱，被我分成了好几份，小心地藏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三人，像三滴水珠，瞬间就汇入了上海街头汹涌的人潮。电车叮当作响，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与我们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香水味。耗子看什么都新鲜，时不时指着某个高楼大惊小怪。水生则始终沉默，只是下意识地护在我和耗子身侧，依然保持着在险恶环境里养成的习惯。
我们三人在码头附近找了家小旅社，开了一间房。房间狭小潮湿，墙皮有些剥落，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
这一夜，耗子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半是兴奋，一半是被隔壁房间的动静吵的；水生则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灯火，久久不动；我也辗转反侧，脑海里盘算着明天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直奔东台路。这里是上海有名的古玩旧货集散地，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正适合我们这样来历不明、又身怀隐秘的人呆着。
找到东台路时，街道刚刚苏醒。两旁是颇有年头的里弄房子，底层开着密密麻麻的店铺，招牌林立，什么“博古斋”、“藏珍阁”、“汲古阁”，名头一个比一个响亮。空气中弥漫着老木头、旧纸张和若有若无的檀香味。
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走，仔细打量着可能出租的铺面。最终，在一条支弄的拐角，看到了一张粗糙的红纸招租启事。门面很小，估计也就二十几个平方，门板是老旧的原木色，玻璃上蒙着灰。关键是，它带一个阁楼，人上去得弯着腰，但勉强能睡人。
通过隔壁杂货店老板牵线，我们见到了房东，一个精瘦的上海老克勒，姓顾，穿着灰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眼神里透着生意人的精明。
“格个店面，位置嘛，稍微偏了一点点，”顾先生用带着浓重沪语口音的普通话说道，“但好在清净。阁楼嘛，本来是放杂物的，你们要住人，也行。租金嘛，一个月三百块，水电自理。”
三百块！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耗子一听就要跳起来，被我暗中按住了。
我推了推眼镜，脸上堆起读书人特有的、略显局促的笑容：“顾先生，我们是小地方来的，刚到大上海，想做点小本生意，这租金……您看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我们保证爱惜房子。”
顾先生打量着我们三个，我像个落魄书生，耗子贼眉鼠眼不像好人，水生虽然沉默但一身江湖气，组合着实怪异。他皱了皱眉，可能觉得我们不像长租的客，犹豫了一下：“两百八，最低了。要租就付三押一。”
一番软磨硬泡，最终以每月两百六十块成交，付三押一，一下子就去掉了一千多块。握着那张简陋的租赁合同，我们总算在上海有了个立锥之地。
接下来几天，我们忙得脚不沾地。店铺简单打扫了一下，买了几节旧玻璃柜台，又从旧货市场淘来一张裂了缝的八仙桌和几把破椅子。装修是谈不上了，只是把墙壁重新粉刷了一下，显得亮堂些。
给店铺起名的时候，耗子嚷嚷着要叫“发财阁”、“聚宝斋”，被我和水生一致否决。我琢磨了很久，最后用毛笔在一块小木板上写了三个字——“三川阁”。
“三，指的是咱们兄弟三人。”我解释道，“川，既是咱们来的地方，也暗合《坤舆万川考》的那个‘川’字。也算有个念想。”
水生看着那三个字，默默点了点头。耗子咂咂嘴：“行吧，听着是比‘发财阁’有文化点儿。”
开业之初，我们手头虽然有几万块巨款，但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敢轻易动用。店铺里空空荡荡，总不能摆着空气做生意。于是，我们决定从最低成本的摆地摊开始。
我把从三峡带出来的一些零碎拿了出来，都不是什么紧要东西，几枚品相普通的清代铜钱，一个民国的黄铜水烟袋，还有几件造型古朴但材质一般的漆器。这些物件，与我们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秘密相比，简直如同尘埃。此外，我们又去别的古玩市场批发了些最便宜的仿古瓷器、玉坠、印章石料，勉强把柜台和门口的地摊填充了起来。
“三川阁”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开张了。没有鞭炮，没有花篮，甚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只有那块手写的小木牌挂在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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