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洛京，献玺投降，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相反，对张枫及其领导的新生政权而言，这恰恰是千头万绪的开始。一座庞大的帝都，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其遗留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如同错综复杂的乱麻，等待着梳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整个北京城（原洛京）如同一架被注入新动力的精密机器，在张枫的坐镇指挥下，高速且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政治上，确立核心，搭建框架。
张枫并未急于入住皇宫，他依旧将镇国公府（原府邸已显狭小，征用了相邻几处府邸扩建）作为临时的权力中枢。此举既是为了避免过早沉溺于宫廷享受而脱离实际，也是一种姿态——他首先是华夏军的武王，是新政的领导者，而非急于享受胜利果实的封建帝王。
但登基之事，已提上日程。国不可一日无君，一个新的王朝需要明确的象征来凝聚人心，稳定天下。
以福伯、赵铁柱、墨莺（虽在暗处，但影响力巨大）为首的元老派，以及李纲、周望等经过初步考察、表现合作的原夏朝能吏，组成了临时的“新政筹备委员会”。张枫亲自定调：
“国号，仍为‘华夏’！”张枫在筹备会议上斩钉截铁，“我们并非简单地改朝换代，我们是在革故鼎新，重塑华夏文明之精神！此国号，旨在继承正统，更意在开创新篇！”
“年号，‘启明’！”他继续道，“寓意黑暗已逝，光明肇始。这光明，不仅是政权的光明，更是知识的光明，民智的光明，生产力发展的光明！”
国号与年号的确定，为新朝奠定了基调。
同时，一套精简高效的中央行政架构雏形开始构建。张枫借鉴了现代管理的理念，并未完全照搬旧有的三省六部制，而是初步设立了：
· 政务院： 总揽全国行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各部，但职能和名称有所调整，更注重实效。福伯以其沉稳和忠诚，被内定为首任政务院总理。
· 军机处： 总揽军国大事，负责军事决策、将领任命、军队调动。由张枫亲自掌管，赵铁柱、以及部分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卓越的将领如第一批“枫家军”骨干进入核心。
· 监察院： 独立于政务和军事系统，负责监察百官，肃清吏治，拥有直接向张枫汇报的权力。此职位至关重要，张枫属意由铁面无私、且对自己绝对忠诚的墨莺暗中掌控明面则由一位以刚正不阿着称的降臣暂代。
· 科学院：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旨在集中工匠、学者，负责研发、推广新技术，将张枫带来的现代知识，有步骤、有选择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张枫亲自兼任院长。
这套架构，虽显粗糙，但权责清晰，强调专业与效率，并埋下了权力制衡的种子，让李纲等旧臣耳目一新，也深感这位新主志向之高远。
经济上，稳定为先，新政缓行。
“约法三章”的承诺必须兑现。福伯领导的政务司（临时机构，后将并入政务院）首要任务便是稳定市场。一方面，开放部分官仓，平抑因战乱可能引发的粮价波动；另一方面，严厉查处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奸商。华夏军的信誉和雷霆手段，使得经济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同时，清查旧有户籍、田亩、财税档案的工作全面展开。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却是未来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等触及根本的利益改革的前提。张枫深知步子不能太大，现阶段以摸清家底、稳定人心为主。
军事上，整编消化，布局天下。
数十万投降的夏朝军队，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赵铁柱等人严格执行张枫的“择优汰劣，分散整编”政策。精锐者经过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打散编入华夏军主力；老弱者发放路费遣散归农；兵痞、恶习难改者则进行劳动改造。
同时，华夏军主力开始以北京为中心，向四方战略要地机动，震慑可能存在的割据势力和不臣之心，确保新政权的号令能够通行天下。
文化思想上，悄然引导。
张枫并未急于推行激烈的文化改革，但他通过控制舆论喉舌，开始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新的官方邸报（可视为报纸雏形）开始发行，内容除了新政令、军事捷报，还开始刊登一些科普小品、鼓励工商的言论，以及隐晦批判旧制度弊端的文章。
此外，张枫授意，开始组织人手，以“启明”精神重新编纂蒙学读物，将忠君爱国（忠于新朝、热爱华夏）、重视实务、开启民智等思想融入其中，从娃娃抓起，重塑一代人的思想。
在这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与实践中，新朝的骨架被一点点搭建起来，血肉也在逐渐填充。北京城的百姓，从最初的惶恐观望，到如今的渐渐安心，甚至开始享受秩序恢复、税赋减轻带来的些许好处。市面日益繁荣，人心逐渐归附。
登基的条件，日趋成熟。
这一日，张枫在临时王府的书房内，召见了福伯和几位负责礼仪的官员（主要由熟悉旧典的降臣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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