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如娄晓娥所料，第二天早上，吕辰刚到所里，就被宣传部的同志拉住了。
来的是工业部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姓马，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
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采访计划。
“吕工，明天上午九点，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您。下午两点，央广的同志来录音。后天上午，军报的记者来。大后天……”
“等等。”吕辰打断他，“马同志，能不能排开一点？我这几天还有工作。”
马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
“吕工，这是政治任务。国庆献礼的宣传，中央领导亲自批示的。您得配合。”
吕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钱兰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了。
接下来的日子，吕辰彻底被宣传工作“淹没”了。
5月26日上午，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了。
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姓林，说话很温和，但问问题很犀利。她问吕辰在昆仑工程中的具体工作，问那些技术细节，问那些熬夜的日子，问那些解决了的问题。吕辰一一回答，说得很细，但林记者总觉得“不够生动”。
“吕工，您能不能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比如，您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吕辰想了想，讲了那个电源远端压降的问题。
从发现到分析到解决，前后折腾了好几天，最后用飞线加粗了电源主干道，电压从4.68V提到了4.81V。
林记者听完，眼睛亮了。
“这个好。有数据、有细节、有过程。读者爱看这种。”
下午，央广的同志来了。
是个年轻的男同志，姓孙，手里拿着一个便携式录音机，方方正正的，比砖头大不了多少。
他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下录音键，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
“吕工，您对着这个话筒说就行。自然一点，就像聊天一样。”
吕辰看着那个红色的指示灯，忽然有些紧张。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昆仑工程的故事。
讲着讲着，就不紧张了，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
孙同志录了将近三个小时，中间换了好几盘磁带。
录完之后，他按下回放键，录音机里传出吕辰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疲惫，但很真实。
“吕工，这段不错。我回去剪一剪，配上音乐，国庆期间播出。”
5月27日，军报的记者来了。
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同志，姓周，穿着一身军装，肩章上的星星表明他是个少校。
他问的问题更侧重于昆仑工程的国防意义，问芯片的自主可控，问系统的可靠性，问那些为了国家安全而奋斗的日日夜夜。
吕辰一一回答，周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记。
5月28日，电视台的同志来了。
来的是一个摄制组，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录音师，一共七八个人，扛着机器、提着灯、拖着线，浩浩荡荡地进了红星所。
带队的导演姓王，四十出头，留着络腮胡子，说话声音很大。
他站在集成电路实验室门口，叉着腰，环顾四周，然后大手一挥。
“同志们，开工！”
吕辰被安排在实验室里“表演”测试芯片。
他坐在测试台前，手里拿着示波器的探头，夹在一颗芯片的引脚上。
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他，灯光师在旁边打着光，录音师举着话筒杆，悬在他头顶上方。
“吕工，您自然一点，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王导演在旁边指挥。
吕辰点了点头，开始测芯片的波形。
示波器屏幕上跳出一个方波，他用手指着屏幕，嘴里说着什么。
其实他什么也没说，因为录音师不让说话，后期会配音。
“好，停。换个角度再来一条。”
吕辰又测了一遍。
“好，再来一条，这次从侧面拍。”
吕辰又测了一遍。
同一个动作，拍了七八条，吕辰的手都举酸了。
接下来是钱兰和诸葛彪“表演”讨论问题。
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图纸，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钱兰手里拿着一支笔，在图纸上画着什么。
诸葛彪一直不在状态，好几次下意识的往耳朵后面掏。
“好，停。诸葛工，您那手怎么回事，脑袋上长虱子吗？别这样，不稳重，影响形象。”
诸葛彪站起来，对王导演说：“同志，我不是长虱子，我就是想从耳朵后面掏烟，没有烟不得劲。”
王导演拿出一根烟递给诸葛彪：“行，来一条试试。”
两个人又“讨论”了一遍。
这次，诸葛彪手里有了烟，就自然多了。
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王导演终于满意了。
下午，摄制组又拍了吴国华手工绘制逻辑门电路。
吴国华趴在绘图桌上，手里握着红蓝铅笔，在一张硫酸纸上画着。
摄影师把镜头推得很近，拍他的手、拍他的笔、拍纸上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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