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月，吕辰觉得自己快成一台机器了。
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家，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泡在那个二十来平米的实验室里。
说是实验室，其实更像一个战场。
三个男人的烟瘾是一天一个样，蹭蹭往上涨，吕辰专门买了好几条在实验室里放着抽，一紧张就抽烟，一抽烟就把实验室弄得云山雾罩。
钱兰抗议了好几次，大家把烟掐了，但过不了一个小时，又点上。
后来钱兰放弃了，把办公室的电风扇搬了来，对着窗户猛吹。
吴国华是最稳的那个。
无论多焦躁，他都能坐在案板前，举着放大镜，一根一根地检查那些头发丝细的飞线。
他的笔记本永远摊开着，每一根线的颜色、走向、焊点位置，都画得清清楚楚。
“你这笔记本，赶上阎王爷的生死簿了。”诸葛彪有一次凑过去看，啧啧称奇。
吴国华头也不抬：“这些线要是错了，阎王爷就该来勾咱们的魂了。”
四人就这么熬着。
第一周，他们遭遇了短路。
手工焊接头发丝细的铜线，出点岔子太正常了。
相邻的两个焊盘，被一滴焊锡连在一起，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一上电，某条电源线直接对地短路，电流瞬间飙升。
第一次的时候，吕辰按下开关，就听见“滋”的一声，一股青烟从芯片插座里冒出来。
他手忙脚乱地断电，拔下芯片一看，HX-2A的表面已经烧出一个针尖大的黑点。
三千块钱的芯片，就这么没了。
诸葛彪当场就骂了娘。
钱兰没说话，但眼圈红了。
吴国华默默打开笔记本，在“故障记录”那一页写下：“9月6日，第一次上电，短路，HX-2A烧毁。”
针对这上问题，他们自己动手改装了电源，加装了保险丝和过流保护电路。
再短路，只烧保险丝，不烧芯片。
但这个月下来，保险丝烧了不下二十根。
短路的花样层出不穷。
飞线的外皮被烙铁烫破，裸线碰在一起；焊锡渣子掉在板子上，夹在两条走线之间；甚至有一次，一只小飞虫钻进机箱，正好趴在一组电源引脚上，被电得焦黑。
诸葛彪捏着那只虫子的尸体，哭笑不得：“这也算‘牺牲’了吧？”
电源的坑，一个接一个。
那种变压器加整流加简单稳压的电源，输出不稳定是常事。
好几次，变压器初级电流冲击，导致次级电压短暂飙升，直接烧掉了芯片的保护二极管。
钱兰盯着示波器上跳动的波形，脸色铁青：“这电源比咱们的芯片还不靠谱。”
他们开始给电源加“防呆设计”。
接线端子用不同颜色标记，正极红色，负极黑色，地线绿色。
插头改成只能单向插入的款式，想反着插都插不进去。
折腾了三四天，电源才算稳下来。
但电源稳了，新问题又来了。
“红星二号”有四颗芯片，HX-2A、2B、2C、2D，电源是分开供电的。
上电顺序很重要，必须先给控制芯片供电，再给运算芯片供电，顺序错了，芯片之间的接口就可能“拉死”。
输出端互相较劲，电流猛增，温度飙升。
他们第一次栽在这个坑里的时候，四颗芯片同时发烫，吓得吕辰赶紧断电。
还好发现得早，芯片没烧，但那一整天的测试全废了。
后来他们专门做了个上电顺序控制板，用一个延时继电器，确保A片先上电，等100毫秒，再给B、C、D片上电。
地线回路也是大问题。
刚开始，地线走的“菊花链”，从A片的地接到B片，再从B片接到C片。
结果形成了地环路，不同芯片的地电位不一致，信号传输乱七八糟。
吴国华翻了两天书，画了一张新图，把所有地线单独引回电源的同一个接地点，改成了“星型”连接。
改完之后，示波器上的噪声波形立马干净了一大截。
除了电源，芯片本身的坑更麻烦。
中试线下来的芯片，良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这意味着每五颗里只有一颗是“完全合格”的。
他们手里的那四颗，虽然通过了初步测试，但谁能保证在装机、焊接、运输过程中没出问题？
也许某颗芯片内部有一条金属化线本来就很细，焊接时的热应力让它断开了。
也许某颗芯片内部有一处氧化层缺陷，本来没事，一通电就被击穿了。
换芯片，成了家常便饭。
第一周，换了两批。
第二周，又换了一批。
到了第三周，中试线那边专门派人来问：“你们到底要多少？再这么换下去，库存都要被你们掏空了。”
吕辰苦笑：“我们也不想换。但这些芯片，真的是‘薛定谔的猫’，不装在机器上，永远不知道是死是活。”
万幸的是，他们最担心的功耗超标问题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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