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清华园，仿佛被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全国的高等学府与工业界。
实践基地第二期课题发布会的盛况，尤其是那五十余项涵盖自动化深化、工艺优化、设备维护、前瞻基础研究四大板块，以旗舰项目《中厚板热处理线全流程自动化系统研究与示范》为龙头的课题体系，以及那令人咋舌的六十万元资金投入，通过报纸及内部参考等多种渠道，如强劲的东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与一个工厂之间的合作，它被赋予了更深层的象征意义。
一种全新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正在崛起，它展示出的雄心、气魄与成果，如同一座突然拔地而起的灯塔，光芒强烈，既指引了方向，也刺痛了一些人的眼睛。
其引发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许多高校和厂矿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合作模式。
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剧烈的“虹吸效应”担忧。
顶尖的学生、宝贵的经费、前沿的课题，乃至上级的关注和政策倾斜，似乎都在向清华和红星轧钢厂汇聚。
这种趋势，让一些传统的行业巨头和顶尖学府坐不住了。
竞争，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和形式，骤然降临。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近在咫尺的北京大学。
未名湖畔的静雅，并未消弭其理工学部的锐气。
北大技术物理系、数学力学系迅速联手，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数理工程应用课题组”。
他们没有选择下沉到某个具体工厂去“摸爬滚打”，而是采取了“高举高打”的策略，直接与冶金工业部对接，立项《轧制过程的数学模型与最优控制理论研究》。
他们的思路清晰而犀利，避开清华方案中繁琐的工程实现和“土法上马”的实用主义，直指工业自动化的“大脑”与“灵魂”——控制理论本身。
在《科学通报》上新发表的数篇论文，以及在部委专项会议上的报告，北大团队以其严谨的数学推导、优美的模型构建和对于系统“普适性”、“最优性”的追求，构建了一套高层建瓴的话语体系。
他们含蓄地批评当前一些实践“重应用、轻理论”、“满足于解决个别问题，缺乏系统性理论升华”，虽未点名，但其锋镝所向，不言自明。
课题组中一位名叫魏知远的青年讲师尤为引人注目。
他三十出头，风度翩翩，言辞犀利，思维敏捷。
在一次部委组织的研讨会上，他面对台下诸多资深工程师，仅凭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流畅地写下一连串复杂的偏微分方程和传递函数，阐述其对于轧制过程中板形控制的“广义预测控制”新模型，其逻辑之严密、数学工具之精深，让不少习惯于经验公式和试验调试的现场工程师感到“眼花缭乱”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其理论深度。
“我们的目标，”魏知远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却充满自信，“不是复制一条生产线，而是要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控制律。这才是顶尖大学应对国家重大需求时，应有的贡献。”
几乎与此同时，北钢院这所冶金行业最高学府，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作为“专业的人”，他们无法容忍在自家最核心的领域被综合性大学以如此声势“抢走风头”。
北钢院迅速联合了有着“草原钢城”之称的包钢，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基于国产元器件的特种钢轧制自动化方案》。
他们的口号朴实而有力：“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其方案设计，刻意避开了清华项目中那些进口元件和“掐丝珐琅”这类略显“奇技淫巧”的定制化工艺，强调全部采用国内已能稳定生产的继电器、仪表和材料，力求方案的“纯粹性”和“可推广性”。
在北钢院组织的技术交流会上，一位名叫高建国的教授成了他们的“招牌”。
高教授年约五十，皮肤黝黑，手指粗糙，常年在包钢等生产一线奔波，身上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钢铁与机油混合的气息。
他发言从不看讲稿，喜欢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粗犷的示意图，言必称“我们在包钢如何如何”“根据我们在炉前的经验……”。
“自动化是好东西，”高教授嗓音洪亮，带着金属般的质感，“但不能搞成花架子，不能脱离咱们国家的实际！动不动就要用外面来的宝贝疙瘩，成本高昂，坏了还没地儿修，这怎么行？咱们的方案，可能看起来‘土’一点，但皮实、耐用，就像咱们包钢的骆驼，能扛重、能走远路！这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
他的发言，在众多条件相对艰苦、资源匮乏的中型钢厂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一时间，“北钢院-包钢”方案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
面对北大理论上的“降维打击”和北钢院实践上的“釜底抽薪”，红星轧钢厂实践基地内的气氛，在成功的喜悦过后，陡然变得凝重而充满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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