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州城东的辽国行学院内，暮春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满是竹简和纸张的课桌上。三十余名身着儒衫的中原士子围坐在一起，正激烈地讨论着“如何平衡农耕与畜牧税收”的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刚从长安而来的杜如晦与房玄龄。
“若只重农耕税，草原部落必生不满；若只重畜牧税，又会打击农夫积极性。”房玄龄手持毛笔，在纸上快速记录着观点，“依我之见，当按年景调整税率——丰年时农耕税与畜牧税持平，灾年时侧重减免受灾一方的赋税，如此才能兼顾双方利益。”
杜如晦立刻补充：“不仅如此，还需设立‘劝农官’，专门指导农夫改进耕作技术；再设‘牧监官’，负责草原牛马的繁育与疫病防治。双管齐下，才能让农耕与畜牧相辅相成。”
两人话音刚落，讲堂内便响起一片赞同之声。这些士子大多来自中原，曾在隋朝官场或乡野间接触过治理事务，却从未像在行政学院这样，系统学习过“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从“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到“义仓制度”的灾荒应对，再到“户籍登记”的人口管理，每一项理论都颠覆了他们以往对“治国”的认知。
“诸位说得都有道理。”行学院的教授——曾在隋朝担任过县令的张老先生，笑着走上前，“但大家别忘了，可汗常说‘治理的核心是让人活得有盼头’。无论是调整税率，还是设立官职，最终都要落到‘让百姓吃饱饭、穿暖衣’上。”
他指着墙上悬挂的《辽东农耕图》，继续说道：“你们看，去年咱们推广曲辕犁时，还有农夫担心‘一头牛拉不动’，如今呢？家家户户都抢着用曲辕犁，春耕效率比往年提高了三成。这就是‘生产工具改进’的好处，也是咱们治国该追求的方向。”
士子们纷纷点头，眼神里满是振奋。他们来辽东之前，都听说辽国是“塞北蛮荒之地”，可亲眼所见的景象却截然相反——官府不仅不欺压百姓，还主动提供农具、种子，甚至教农夫新的耕作技术。这种“把百姓当人看”的治理方式，让他们打心底里认同。
三个月后，行学院的第一批士子顺利结业。杜如晦被任命为辽西州别驾，负责协助刺史处理政务；房玄龄则被派往辽东郡，主管土地分配与户籍登记。其他士子也各有任命，或前往州县担任小吏，或留在行学院担任助教，全都摩拳擦掌，想要在辽国的建设中大展拳脚。
房玄龄刚到辽东郡，就遇到了难题——当地农夫虽愿意开垦荒地，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耕牛。他立刻上书耶律现，请求从草原部落调拨一批牛马，再派工匠教授农夫如何训练牛马耕地。
耶律现看到奏疏后，当即下令：从草原各部落征集五千头健壮的牛马，由牧监官统一训练三个月，再分发给辽东郡的农户；同时，让工匠打造两百具曲辕犁，随牛马一同送往辽东郡。
两个月后，房玄龄再次来到辽东郡的村落视察。只见田野里，一头头经过训练的黄牛拉着曲辕犁，在田地里稳步前行，农夫们只需轻轻扶着犁柄，就能轻松翻耕土地。一个老农擦着额头的汗，笑着对房玄龄说：“大人您看！这曲辕犁真是好用，一头牛顶得上以前两头牛的力气！而且官府送来的牛温顺得很，不用费心调教就能耕地！”
房玄龄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满是欣慰。他记得去年刚到辽东时，这里的农户还是“三户共用一头牛”，耕地时还要互相迁就时间；如今，不仅“一户一牛”成了常态，还有不少农户用多余的牛马运输粮食、肥料，大大节省了人力。
“老伯，今年的收成预计能比去年多多少？”房玄龄问道。
老农掰着手指头算道：“去年用直犁，一亩地最多收两石粮；今年用曲辕犁，再加上官府教的‘深耕法’，一亩地最少能收三石粮！要是风调雨顺，说不定能收四石粮呢！”
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辽东郡。在杜如晦任职的辽西州，他推行“修渠引水”工程，组织农夫修建了十条灌溉沟渠，解决了辽西州“十年九旱”的问题；同时，他还设立“农校”，让经验丰富的老农传授耕作技巧，让年轻农夫学习读写算，短短半年时间，辽西州的耕地面积就增加了两万多亩。
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开发，辽国的粮食产量也逐年攀升。耶律现特意在营州设立“粮仓总署”，负责统筹粮食储存与调配——丰年时将多余的粮食存入义仓，灾年时开仓放粮；同时，还将部分粮食运往草原部落，换取牛马、皮毛等物资，实现了农耕区与草原部落的物资互通。
这天，耶律现来到行学院，看到士子们正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一个年轻士子站起来，兴奋地说道：“可汗，学生认为，咱们可以改进水车！现在的水车只能灌溉近处的田地，要是能造出‘高转筒车’，就能把河水引到高处的田地里，这样又能开垦不少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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