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高鉴微微前倾身体，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织的阴影，“我军崛起于行伍，凭借的是将士悍勇，以及先生这等大才偶遇相助。然则，治理地方，非比行军打仗。如今我等掌控诸县，县令、县丞、功曹、主簿……林林总总的官吏，十之八九仍是旧隋原班人马。他们或因势穷来投，或因惧祸归附，其中多少是真心认同我等？多少是迫于形势，虚与委蛇？一旦风吹草动，或是他人许以重利，这些人中，又有几人能靠得住？”
他的语气中带着深深的隐忧：“打天下，需要韩景龙、刘苍邪、王云垂这般能征善战的猛将；可治天下，更需要的是如先生这般通达政务、清廉干练的文士，是成千上万熟悉刑名钱谷、能安抚黎庶的基层官吏！而我等如今，最缺的便是此等人才！仅靠先生一人，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兼顾几处？若不能尽快搭建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可靠的文官班底，这看似庞大的基业，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遭遇风浪，便有倾覆之危啊！”
这番话，可谓是说到了高鉴心底最深处的不安。势力的急速膨胀，带来了喜悦，但更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和统治危机。他并非不信任魏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极度倚重魏征，他才更清楚地看到自身集团在文治方面的“跛足”状态。
魏征听完，脸上并无意外之色，反而露出一丝“果不其然”的欣慰。他并未直接回答高鉴关于如何招揽文士、如何搭建班底的具体问题，而是将话题引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用人之道。
“主公所虑，实乃开创基业之根本，亦是历代明君雄主必经之考验。”魏征清了清嗓子，声音平和而有力，如同磐石般稳定人心，“征，愚见以为，治国安邦，首在用人。而用人之道，需因时制宜，明辨‘才’与‘德’。”
他伸出两根手指，缓缓道：“天下未定，四方扰攘，争霸图存之际，用人之策或可侧重于‘才’。凡有谋略能助我破敌，有胆识能为我冲锋，有技艺能利我甲兵者，即便德行有所亏欠，性情有所瑕疵，亦当量才录用，以应急需。此乃乱世权宜之法，如同饥不择食，寒不择衣，首要在于生存壮大。”
话锋一转，魏征的神色变得异常严肃：“然，一旦天下渐趋平定，社稷初安，欲求长治久安，则用人标准，必须转向‘德才兼备’，且‘德’在‘才’先！绝不可再粗率滥授，泥沙俱下！”
他目光炯炯地看着高鉴，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何也？盖因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此风一开，犹如堤坝蚁穴，初始不觉，日久则必致崩溃！若让无德之辈占据要津，彼等必结党营私，欺上瞒下，盘剥百姓，败坏纲纪。其一人之恶，或可遏制；然其招引同类，互相包庇，则恶势自成，足以动摇国本！届时，纵有良法美政，亦会被彼等歪曲执行，成为苛政害民之具。故而，天下已定之后，选拔官吏，必须慎之又慎，严加甄别，务求品性端方、操守廉洁之士，方能保证政治清明，民心归附。”
说到这里，魏征略微停顿，让高鉴消化一下这番关于“德”与“才”的辩证关系，随即又将话题引申到为君者如何“知人”、如何“纳谏”上。
“然，知人知面不知心，如何能确保所选皆为德才兼备之士？此乃为君者之大难。”魏征微微叹息，随即目光变得锐利，“故而，君主欲明察秋毫，不被蒙蔽，首要在于‘兼听’。”
他引经据典，声音沉凝：“《管子》有云：‘明主者，兼听独断。’昔者，尧帝设谏鼓谤木，舜目达四方，耳通八聪，皆以求言广听为务。而昏聩之君，往往‘偏信’则暗。”他看向高鉴，语气带着历史的沉重感，“主公可知秦二世胡亥乎？其偏信宦官赵高，指鹿为马，闭塞言路，结果如何？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近者，隋帝杨广，非无才智，初期亦曾励精图治，然其后期，刚愎自用，偏信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佞臣。虞世基等人专事逢迎，隐瞒贼情，报喜不报忧，致使杨广深居宫中，不知民间之疾苦，不晓四方之危殆，以为天下太平，依旧穷奢极欲，滥征民力，最终烽烟四起，社稷倾颓！此皆‘偏信’之祸，殷鉴不远！”
魏征总结道，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屋内回荡：“是故，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主公欲成就大业，必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无论文武，无论新旧，无论亲疏，但凡有理有据之言，皆当耐心听取，仔细甄别。如此，则忠言能入于耳，奸佞难蔽其明，天下英才方能感慕而来，尽心辅佐。此乃固本培元，奠定万世基业之根本大道！”
一番宏论，引古证今，层层递进，从用人的标准说到为君的态度，将治国理政的核心奥秘剖析得淋漓尽致。没有直接回答如何招揽文士，却从根本上指出了建立稳定政权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君主自身应有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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