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二年（壬子，公元 592 年），止于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九年（己未，公元 599 年），共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二年（壬子，公元 592 年）
春季二月己巳日，隋文帝任命蜀王杨秀为内史令，兼任右领军大将军。
国子博士何妥和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因议事产生争执，二人积怨已久、互不相容。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通事舍人，年少聪慧善辩，名声很大，士大夫大多依附于他。等到商议修订雅乐时，苏夔和何妥各持己见；隋文帝下诏让文武百官在自己认同的方案上署名，百官因苏威的缘故，十有八九都赞同苏夔的主张。何妥愤怒地说：“我在学宫执教四十多年，反倒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压制了吗！” 于是上奏弹劾：“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为朋党。尚书省中人称王弘为‘世子’，称李同和为‘叔’，意思是这两人就像苏威的子弟一样。” 又告发苏威用不正当手段为堂弟苏彻、苏肃谋取官职等多件事。隋文帝命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共同查办此案，查证后发现情况基本属实。隋文帝勃然大怒。秋季七月乙巳日，苏威因此获罪，被免去官职爵位，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回家闲居；卢恺被削职为民，受苏威牵连获罪的知名之士多达一百多人。
起初，自北周以来，官员选拔不分清浊优劣；等到卢恺代理吏部事务，和薛道衡等人甄别士族与寒门的流品，因此遭到了结党营私的诽谤，最终获罪。不久，隋文帝说：“苏威是个有德行的人，只是被人误导罢了！” 下令允许苏威在宫门禁籍中登记姓名，可随时入朝。苏威喜欢制定规章制度，每年都要求民间上报 “五品不逊”（指不遵守礼教的行为），有的地方官回复说：“辖区内没有五品官之家。” 类似这种无法对应执行的规定，大多如此。苏威还设立了 “余粮簿”，想要让百姓有无相济；民部侍郎郎茂认为此法繁琐迂阔、不切实际，都上奏请求废除。郎茂是郎基的儿子，曾担任卫国县令。当地有百姓张元预兄弟不和，县丞、县尉请求对他们处以重刑，郎茂说：“张元预兄弟原本就相互憎恶，若是再因罪受罚，只会加深他们的仇恨，这不是教化百姓的本意。” 于是慢慢用礼义开导他们。张元预兄弟都感动悔悟，叩首请罪，从此和睦相处，被乡里称赞为友爱的兄弟。
己巳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壬申日是月末，出现日食。
隋文帝因天下执行律法的人多有相互驳难的情况，案情相同而判决不同，八月甲戌日，下诏制定制度：“各州的死罪案件，不得擅自处决，全部移交大理寺审核复查，案情核实清楚后，再上报尚书省奏请裁决。”
冬季十月壬午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十一月辛亥日，前往南郊举行祭天仪式。
己未日，新义公韩擒虎去世。
十二月乙酉日，隋文帝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和高颎一同专掌朝政。杨素性情疏阔善辩，对人褒贬全凭心意，在朝臣之中，他很推崇高颎，敬重牛弘，厚待薛道衡，却轻视苏威如同无物，其余的朝中显贵，大多被他欺凌轻慢。杨素的才艺风度胜过高颎；但说到以诚心报效国家、处事公平得当，具备宰相的见识器度，他就远不如高颎了。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功劳名望在朝臣之上，常常以宰相自居。后来杨素升任仆射，贺若弼却仍担任将军，心中十分不平，且在言语神色上表现出来，因此获罪被免去官职，心中的怨恨更甚。过了很久，隋文帝将贺若弼关进监狱，对他说：“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常常扬言‘这两个人只配吃饭罢了’！这是什么意思？” 贺若弼说：“高颎是我的老对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深知他们的为人，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公卿大臣上奏说贺若弼心怀怨恨，罪该处死。隋文帝说：“臣下应当坚守法度，你可以自己想办法求生。” 贺若弼说：“臣仰仗陛下的神威，率领八千士兵渡过长江，生擒陈叔宝，臣凭借这份功劳请求活命。” 隋文帝说：“这件事我已经破格重赏过你，何必再提！” 贺若弼说：“臣已经蒙受破格重赏，如今还想请求陛下破格饶我一命。” 此后隋文帝犹豫了几天，顾惜他的功劳，特意下令将他削职为民。一年多后，又恢复了他的爵位，但隋文帝也忌惮他，不再任用他处理政务，不过每次设宴赏赐，对他都很优厚。
有关部门上奏说：“国库府藏都已堆满，财物无处存放，只能堆积在廊庑之下。” 隋文帝说：“我已经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又频繁地大量赏赐，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下属回答说：“每年的收入常常多于支出，粗略估算每年的赏赐费用，就多达几百万段布帛，从未有过减省。” 于是朝廷另外开辟左藏院来存放财物。隋文帝下诏说：“宁可让财物积蓄在百姓手中，也不要囤积在府库。河北、河东地区今年的田租减免三分之一，兵役减半，调役全部免除。” 当时天下户口逐年增加，京城周围和三河地区地少人多，百姓衣食不足，隋文帝于是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平均分配天下土地，那些土地狭窄的乡里，每个成年男子才分到二十亩田，老人和孩童分到的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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