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二年甲申（公元924年）
春季正月甲辰日，幽州方面上奏，契丹军队前来进犯，已经抵达瓦桥关。朝廷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招讨使，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率领军队援救幽州。
孔谦又对郭崇韬说：“首席宰相要处理的国家大事繁多，住处又离官署很远，租庸使司的账簿文书大多积压延误，应该重新考虑人选。”此前豆卢革曾亲笔写信，向国库借了几十万缗钱，孔谦就把这封信拿给郭崇韬看，郭崇韬委婉地以此规劝豆卢革。豆卢革心生畏惧，上奏请求让郭崇韬专门兼管租庸使事务，郭崇韬坚决推辞。皇帝问：“那么谁能胜任呢？”郭崇韬说：“孔谦虽然长期掌管钱粮事务，但如果骤然把重任托付给他，恐怕不符合众人的期望，请求重新任用张宪。”皇帝当即下令征召张宪。孔谦的心里越发失望。
岐王李茂贞听说皇帝进入洛阳，内心十分不安，派遣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兼彰义节度使、侍中李继曮入朝进贡，这才开始上表称臣。皇帝因为岐王是前朝的元老重臣，和太祖李克用地位相当，特地给予他优厚的礼遇，每次下诏都只称他为岐王，不直呼其名。庚戌日，朝廷加封李继曮兼任中书令，送他返回岐地。
皇帝颁布敕令：“宦官不应该留居在外，凡是前朝的宦官以及各道的监军，还有私人家里过去所蓄养的宦官，无论身份贵贱，一律遣送到京城来。”当时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已经有五百人，到这时几乎增加到了一千人，皇帝都给予他们优厚的供养，委任他们担任要职，把他们当作心腹亲信。宫内各司使的职位，自从天佑年间以来一直用文官接替担任，到这时又重新起用宦官，宦官逐渐干预朝政。不久之后，朝廷又恢复设置各道监军，每当节度使率军出征或者留在京城时，军府的政事都由监军裁决。这些监军往往欺凌主帅，依仗权势争夺权力，因此各地藩镇的将领都心怀愤怒。
契丹军队撤出边塞。朝廷下令征召李嗣源率军返回，命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泽州刺史董璋驻守瓦桥关。
李继曮亲眼目睹了后唐军队的强盛，回到岐地后，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岐王，岐王越发感到恐惧。癸丑日，岐王上表请求按照藩臣的礼仪规范自己的行为，皇帝下诏嘉奖，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孔谦忌惮张宪前来赴任，对豆卢革说：“钱粮这类琐碎事务，一个干练的官吏就能办妥。魏都是国家的根本重地，难道不比这更重要吗！兴唐尹王正言品行操守有余，但智谋才干不足，万不得已的话，让他身居朝廷，有众人辅佐，也比让他独当一面要好。”豆卢革于是向郭崇韬进言，郭崇韬便上奏请求把张宪留在东京。甲寅日，朝廷任命王正言为租庸使。这是因为王正言昏庸懦弱，孔谦觉得他容易控制。
李存审上奏，契丹军队已经撤离，后唐重新收复了新州。
戊午日，皇帝颁布敕令，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全部划归租庸使管辖。
皇帝派遣皇弟李存渥、皇子李继岌前往晋阳，迎接皇太后和皇太妃。皇太妃说：“先帝的陵墓和宗庙都在这里，如果我们一起动身前往洛阳，每年按时祭祀的事，又有谁来主持呢！”于是皇太妃留在了晋阳，没有随行。皇太后抵达洛阳的时候，庚申日，皇帝亲自前往河阳迎接；辛酉日，皇帝陪同皇太后进入洛阳城。
二月初一，皇帝在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大赦天下。孔谦想要通过聚敛财富来讨好皇帝，凡是大赦令中宣布免除的赋税，孔谦又重新加以征收。从此以后，每当朝廷颁布诏令，百姓都不肯相信，心中充满忧愁怨恨。
郭崇韬刚到汴州、洛阳的时候，接受了不少藩镇的馈赠，他的亲信中有人规劝他，郭崇韬说：“我身兼将相之职，俸禄和赏赐多达上万，哪里还需要依靠外来的财物！只是因为伪梁末年，贿赂成风，现在黄河以南的藩镇将领，都是梁朝的旧臣，原本是皇上的仇敌，如果我拒绝他们的馈赠，他们怎么会不心生畏惧呢！我不过是替国家暂时把这些财物收藏在私人家里罢了。”等到皇帝即将在南郊举行祭祀大典时，郭崇韬带头献上十万缗劳军钱。在此之前，宦官曾劝说皇帝把天下的财赋分为内外二府，州县上缴的赋税归入外府，用来供给国家的日常经费；藩镇贡献的财物归入内府，用来供皇帝设宴游玩以及赏赐身边的人。从此之后，外府常常空虚匮乏，而内府的财物却堆积如山。等到有关部门筹办南郊祭祀大典时，缺乏犒劳军队的钱财，郭崇韬对皇帝说：“我已经倾尽家里所有的财物，用来资助这场大典，希望陛下也能拿出内府里的钱财，赏赐给有关部门。”皇帝沉默了很久，才说：“我在晋阳还有积蓄，可以让租庸使派人用车运过来资助大典。”于是朝廷调取了郭崇韬私宅里的几十万金银绸缎来补充军费，士兵们都心怀不满，开始产生怨恨和叛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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