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邮电局的木质柜台泛着经年累月的油光，绿色的铁皮邮筒立在门口，被深秋的风卷着落叶打在桶身，发出“沙沙”的轻响。林砚捏着市局开具的《协助侦查函》，指腹在泛黄的纸页边缘蹭过，抬头时正好看见李建国蹲在台阶下抽烟，烟蒂在地上摁出了第五个浅坑。
“李队，进去吧。”林砚走过去，将函件又理了理——这是昨天跑了三趟市局才盖到公章的文件，为的就是查老吴案发当天的私人电话记录。自从小分队在码头抓了3名团伙成员、却让“虎哥”张彪凭空消失后，林砚心里就绷着根弦：能精准掐准行动时间报信的，必然是局里人，而老吴那套“城郊走访证人”的说辞，早在证人否认时就露了缝。
李建国掐灭烟，站起身时喉结动了动，声音有点哑：“进去了就别回头，查清楚……对谁都好。”他这话像是说给林砚听，更像是说给自己——老吴是他带了十年的徒弟，当年老吴刚进队时连枪都握不稳，还是他手把手教的瞄准，现在要查自己人，他心里像堵了团浸了水的棉絮。
两人走进邮电局，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是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女人，正低头用算盘噼里啪啦地算着账。听见动静，她抬眼扫了扫两人的警服，又低头盯着账本：“要寄信还是发电报？局里电话只能打办公线，私人电话得去街角的公用电话亭。”
“同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查一份私人电话记录。”林砚把《协助侦查函》递过去，手指指着函件上的关键条款，“10月17号那天，也就是上周三，用户名叫吴志强，住在幸福街23号，我们需要他当天所有的通话记录。”
“查私人电话？”女人停下算盘，推了推眼镜，拿起函件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眉头皱了起来，“这不行啊，私人通话记录是保密的，除非有省厅的批文，市局的函我们不认。再说了，每天那么多电话，登记本堆得比人还高，哪那么好找？”
林砚早料到会有阻力——1985年的邮电系统还归地方管，市局的权限管不到这里。他刚想再解释，李建国突然上前一步，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工作证，声音比平时沉了些：“王同志，我是刑侦队的李建国。17号那天码头发生了涉黑团伙伤人案，嫌疑人因为有人报信跑了，现在查电话记录是为了抓凶手，要是耽误了案子，后果你担得起吗？”
王同志的手指顿了顿，看了看李建国严肃的脸，又看了看林砚手里的函件，最终叹了口气：“行吧，你们跟我来库房，但是丑话说在前头，电话记录都是按日期手写的，一个本子记两百多条，你们自己找，找到了也只能抄，不能拿原件。”
库房在邮电局后院，潮湿的空气里飘着纸霉味。王同志推开一扇木门，里面堆着密密麻麻的蓝色封皮本子，最上面的本子还沾着灰尘。“10月份的在第三排架子上，17号的应该是第12本。”她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林砚和李建国在堆成山的本子里翻找。
“我找前半本，你找后半本。”林砚拿起第12本登记本，泛黄的纸页上是不同笔迹的记录，有的字迹潦草，有的还洇了墨水。他一行行扫过去，眼睛盯着“吴志强”三个字，手指在纸页上慢慢滑——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一条一条记着来电、去电的号码和通话时长，大多是市内的座机号。
李建国的动作比林砚慢些，他翻页的手指有点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林砚，像是怕真的找到什么。直到林砚突然停住，指尖点在一行记录上，他才快步凑过去：“找到了？”
“你看。”林砚的声音很稳，指着那行字，“10月17号下午2点15分，吴志强，去电号码，通话时长1分20秒。这个号码……”他抬头看向李建国，“是不是之前查到的，虎哥情妇刘梅家的电话？”
李建国的瞳孔猛地缩了缩，他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到记着号码的那页，对比了两遍，声音带着难以置信：“是……是这个号！他怎么会给刘梅打电话？”
就在这时，库房门口传来脚步声，苏晓抱着个文件夹跑了进来，额头上还沾着汗：“林砚，李队，我刚才重新核对老吴的笔录，发现个问题！”她把文件夹翻开，指着其中一页，“老吴说17号下午在城郊‘老张面馆’吃的面条，但我记得他上个月体检时查出有严重的胃溃疡，医生特意嘱咐不能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可老张面馆的招牌是凉面，还加了辣椒油，他怎么会去那吃？”
林砚接过笔录本，快速扫过那段供词，又抬头看向李建国：“李队，老吴的胃病队里没人不知道，他平时连剩饭都不敢吃凉的，怎么会突然去吃凉面？这说明他的‘城郊走访’全是假话，去电刘梅家的那1分20秒，就是在报信！”
李建国站在原地，手里的小本子“啪”地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手指却好几次没碰到本子——他想起老吴上周还给他带了自家腌的咸菜，说“师傅爱吃这口”；想起老吴每次出任务都跟在他身后，喊“师傅你慢点”；可现在，电话记录和笔录破绽摆在一起，像两把锤子，砸得他心里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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