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林砚将三张泛黄的行动记录纸平铺在桌面上，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指腹能触到墨水未干时留下的轻微晕染——80年代的办公条件就是这样，连复写纸都要省着用，重要记录全靠手写，稍有不慎就会留下痕迹。
“第三次行动暴露是在三天前，我们计划突袭虎哥的货运站，结果到地方时，只抓到两个看场子的小弟，核心成员全跑了。”李建国站在桌旁，指间夹着的烟燃到了烟蒂，烫得他猛一甩手，烟灰落在地面的水泥缝里，“前两次也是这样，明明出发前反复确认过保密，可每次都像有人提前给虎哥递了信。”
林砚没接话，目光落在记录纸的“出勤时间”一栏。第一次行动是上周二凌晨四点，第二次是周五下午两点，第三次是本周一晚上七点——三次行动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参与警员从五人到十二人不等，要从里面找出“内鬼”，无异于在一堆沙子里挑出一粒带记号的石子。
“会不会是外部泄露？比如我们去码头踩点时，被虎哥的人看见了？”旁边的老民警王勇忍不住开口，他从警十几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憋屈的事，“我上次跟林砚去码头，就看见几个穿黑夹克的盯着我们看，说不定是他们盯梢了。”
“可能性不大。”林砚抬起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照片，都是他卧底时偷偷拍的码头场景，“虎哥的人做事虽然狠，但没那么细致，他们只会盯着搬运工和商户，不会特意留意穿便衣的。而且三次行动，我们出发前都换了路线，集合地点也不一样，外部盯梢不可能次次都精准预判。”
他把照片按日期排开，最后一张是卧底暴露那天拍的——虎哥手下追他时，慌不择路撞翻了一个水果摊，照片里能清晰看到地上滚落的苹果，还有远处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打电话。林砚当时没在意，现在再看，那身影的站姿和穿着，竟有点像局里的人。
“林砚，你有头绪了？”李建国看出他的神色变化，往前凑了凑，“有啥想法就说，现在不是藏着掖着的时候。”
“我想查一下三次行动前后，所有参与警员的‘异常外出’记录。”林砚指着行动记录纸上的名单，“每次行动前两小时、行动后一小时，谁离开过警局，离开去了哪，见了谁，都要查清楚。内鬼要通风报信，肯定得有单独联系的时间。”
这个提议不算新鲜，但执行起来麻烦——局里没有电子考勤，警员外出全靠在门卫室登记，遇上紧急情况，甚至有人忘了登记就直接出去。李建国皱了皱眉，还是点了头：“行，我让行政科把近两周的门卫登记本都报过来，再让参与行动的人各自写一份外出说明，半小时后汇总到这儿。”
没等半小时，行政科的老张就抱着一摞蓝色封皮的登记本跑来了，本子边缘都磨得起了毛，上面的字迹五花八门，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林砚和李建国一人拿着一本，逐页翻找，王勇则负责去催警员们的外出说明。
“第一次行动是上周二凌晨四点，集合时间是凌晨三点半。”林砚翻到对应日期，手指在登记栏上滑动，“凌晨两点到三点半之间，只有三个人外出过——王勇去买早点，张磊去医院给母亲送东西，刘刚说‘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李建国凑过来看，登记本上确实写着“刘刚，凌晨两点十五分外出，两点五十分返回，事由：透气”，他忍不住嗤了一声，“大冬天的，凌晨两点出去透透气？这理由也太扯了。”
林砚没说话，继续翻第二次行动的记录。第二次行动是周五下午两点，集合时间是一点半，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外出的人多了些，有去吃饭的，有去邮局寄信的，其中刘刚的登记记录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外出，一点十分返回，事由：买烟”。
“买烟用了半小时？”林砚把登记本摊开，指着时间差，“局门口就有小卖部，来回十分钟顶天了，他去哪买烟要半小时？”
李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想起刘刚平时的表现——做事还算勤快，但每次讨论虎哥的案子时，总显得心不在焉，有时还会故意岔开话题。当时他只当是刘刚经验不足，现在看来，这里面恐怕真有问题。
这时王勇拿着一叠外出说明走了进来，大部分人的说明都跟登记本上一致，只有刘刚的说明写得含糊其辞：“第一次外出是因为失眠，想出去走走；第二次外出是去街对面的小卖部买烟，路上遇到熟人聊了几句。”
“遇到熟人？哪个熟人？”林砚拿起刘刚的说明，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得很匆忙，“他没写清楚，我们得问问。”
李建国刚要起身，林砚却拉住了他：“别急，先看第三次行动的记录。如果三次都有问题，那他的嫌疑就跑不了了。”
第三次行动是本周一晚上七点，集合时间是六点半，下午五点到六点半之间，外出的警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去接孩子的女民警，另一个就是刘刚，登记记录是“下午五点二十分外出，六点十分返回，事由：给家里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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