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他极感兴趣的标志：“哦？说说看，怎么个‘帮助’法？又是‘特殊手段’？”
林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看向了谷慕和于广远。
“刚才提到‘强根基’，首要在人才与技术。我们林家，在海外经营这些年，别的或许缺，但在联络海外学术资源、沟通顶尖技术信息方面，确实有些独特的渠道和便利。”
他说的很含蓄，但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独特的渠道”分量不轻。
“比如，”林彦继续道，语气变得具体，“我们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欧美一些顶尖实验室的负责人有不错的私交。如果国家需要，我们可以尝试促成一些非常规的‘学术快车道’。”
陈昀眼神一动：“非常规？怎么个非常规法？”
“不是泛泛的交流访问。”林彦解释，“而是可以针对我们选定的、最急迫的技术领域——比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设计、精密机床的数控系统、或者新型工业材料的配方工艺——由我们出面，邀请对方真正顶级的、通常不轻易外派的专家小组，以‘私人学术休假’或‘深度咨询项目’的名义，来华进行短则数月、长则半年的封闭式、沉浸式讲学和联合攻关。所有费用和后勤，我们可以负责。”
李仙念立刻算出了价值：“这等于把国外的‘名师’直接请到我们的‘课堂’上，手把手教？代价不小吧？”
“代价我们来承担。”林彦语气平稳，“这算是我们回馈家乡的另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可以绕过很多官方交流的繁琐程序和限制，直击要害。来的专家，我们可以确保是真心愿意分享知识、帮助解决问题的，而非走马观花。”
设计师立刻抓住了关键：“来的人可靠？技术给了，会不会后面有别的麻烦？比如专利陷阱，或者后续被卡脖子？”
林彦微微一笑：“您考虑得是。所以，这需要配合我们自己的‘强根基’。我的想法是，不追求一次性买断什么惊天动地的技术，而是着重于 ‘方法论’和‘基础体系’的转移。请专家来，重点是帮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研发流程、品控标准、问题解决思路。同时，所有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改进技术和解决方案，其知识产权必须明确归属中方合作机构。我们可以通过合同和法律手段，确保这一点。我们资助的是‘学习过程’和‘能力构建’，而非单纯购买‘技术结果’。”
于广远连连点头：“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个思路好！而且是高强度的‘渔技’培训。如果能实现，对缩短我们自己在这些领域的摸索时间，价值巨大。”
设计师一直静静听着，此时缓缓问道：“除了请进来，送出去呢？你刚才提到的人才浸润。”
“这方面，可以更系统地做。”林彦显然深思熟虑过，“我们可以设立一个覆盖更广的 ‘未来基石’计划。一部分，如我刚才所说，选拔尖子中的尖子，送到与我们关系密切的海外顶尖实验室和项目组里，真刀真枪参与前沿工作。另一部分，或许更重要，是针对国内现有骨干技术人员和高校教师的 ‘高级研修班’ 。同样利用海外资源，请顶级专家来国内，或在海外设立专门的培训基地，进行密集的、高强度的更新知识培训。对象，最好是那些已经在关键岗位上、有丰富实践经验，只是苦于知识体系未能与国际最新进展接轨的同志。他们学成回去，立刻就能发挥作用。”
谷慕听得眼中放光：“这个好！这比单纯送学生出去，见效可能更快，更能直接提升现有工业和技术队伍的水平。地点放在哪里？”
“初期可以放在国家指定的试点地区。”林彦接口，“环境相对熟悉，我们也好协调保障。如果中央觉得有必要，未来甚至可以在特区划出一块地方，专门做这件事，打造成一个常设的、高水平的国际技术培训与交流中心。名义上，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主办。”
话题逐渐深入，从人才技术，自然过渡到产业和资本。
林彦看向李仙念和陈昀：“‘强根基’离不开资金，尤其是发展高风险的高技术产业。完全靠国家财政，压力太大；完全放给市场，初期又可能无人问津。我这里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你说。” 陈昀示意他继续。
“是否可以尝试组建一个 ‘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基金’？”林彦提出了构想，“这个基金，由政府出具明确的产业指导目录和政策承诺背书，吸引海外有眼光的华人资本、以及像我们这样愿意长期投资中国未来的外资参与。基金采用市场化运作，但投资决策委员会必须有强有力的中方代表，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
他详细解释道：“比如，基金可以专注于投资初期的半导体设计公司、高端数控机床核心部件企业、工业软件开发商等。我们除了投入资金，还可以利用我们的全球网络，为这些被投企业提供技术路线咨询、引入关键设备渠道、甚至对接未来的国际市场。相当于 ‘资本+深度增值服务’ 的模式。这样，钱投下去了，技术、管理、市场的赋能也跟着进去了，能极大提高创业成功率，加速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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