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所有手续，拿着那张象征着解脱的离婚证回到四合院时，谭金花——是的，现在应该叫回她自己的名字了——感觉脚步都轻快了许多，仿佛卸下了背负几十年枷锁。
她关上门，插上门栓，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离婚协议，开始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清点这个家里所有的积蓄。
她搬来凳子，踩上去，从炕柜最深处摸出易中海藏得严严实实、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小铁皮盒子，用他藏起的钥匙打开，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现金，十元一张，厚厚一沓，仔细数了数，有一千五百块整。她又费力地挪开沉重的炕席，从褥子底下最靠墙的角落摸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银行的活期存折，翻开，上面还有四千六百多元的存款。
甚至，在她几乎要放弃时，凭着一种直觉，她敲开了墙角一个小木匣的底板，在隐秘的夹层里，找到了用红布包着的两根小黄鱼！将所有现金、存折上的数字和金条加在一起，总共竟有六千一百多块钱！这个数字让她倒吸一口凉气，易中海这些年，竟是攒下了如此厚实的家底，却让她常年过着精打细算、近乎抠搜的日子。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厨房碗柜顶上那个落满灰尘的铁皮饼干盒上。她心里一动，搬来凳子，踮起脚，有些费力地将其取下。吹开厚厚的灰尘，打开生锈的盒盖。里面果然如她所料，有厚厚一沓零散的钞票，大多是十元、五元的，仔细数下来，竟有将近九百块！而压在这些钱下面的，是几封已经泛黄、带着些许霉点的信件，信封上的落款，正是何大清。
下午，谭金花请来了街道办的两位干事做见证。她先去银行，把所有的钱分成两半，再把属于傻柱的钱从易中海的那一半单独拿出来，又拿出三百元，剩下的存好。她请街道干事陪同，直接去法院缴纳了易中海的罚金，并让街道办详细记录了这笔钱的去向，写了见证书留档，与易中海彻底厘清。
每一笔账，她都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光明磊落，不占丝毫便宜，也绝不拖泥带水，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谭金花，离了他易中海，活得堂堂正正。
傍晚时分，院里下班的人陆续回来，炊烟袅袅升起。谭金花拿着那个铁皮饼干盒，站在垂花门下，静静地等着。当看到傻柱那熟悉的身影走进中院时，她深吸一口气，迎了上去。
“柱子，你过来一下。”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傻柱疑惑的目光中，她将饼干盒稳稳地塞到他手里：“这是大妈替你爸、更是替你自己，从易中海那儿连本带利拿回来的。法院判的1470块钱，一分不少，都在这儿。最重要的是这个，”她特别指了指那几封泛黄的信，“这是你爸当年从保定寄来的信，全被易中海这黑了心的藏起来了，没让你们兄妹看到一个字。现在，物归原主。”
傻柱愣愣地接过这突如其来的盒子，下意识地打开。当看到里面那厚厚一沓钞票，尤其是拿起那几封信，看到信封上父亲那熟悉又陌生的字迹时，这个平时混不吝、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眼圈“唰”地一下就红了，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宽厚的肩膀微微颤抖，一时竟哽咽着说不出一个字来。多年的委屈、误解、愤懑，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
这时，也有不少好奇的邻居被这不同寻常的一幕吸引，围了过来。谭金花深吸一口气，转过身，面对着这些熟悉的街坊四邻宣布，像是在对过去的自己告别，也像是在向新生活宣誓：“老少爷们儿，姐妹们，大家都听着。从今天起，我跟易中海已经办清了所有手续，离婚了。街道和法院都盖了章。以后，大家就别再叫我一大妈了，那都是过去式了。叫我本名——谭金花吧！或者，按年纪，叫我一声谭大姐、谭大妈，都行！”
这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池塘的巨石，顿时激起了千层波澜和嗡嗡的议论。
贾张氏撇撇嘴，三角眼里满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带着一股酸腐气：“嘁……离了婚还能是啥光彩事？伤风败俗！这以后算谁家的人？回娘家？娘家能容你？女人家家的，到底还是得靠着男人才行，才能有口安稳饭吃。闹到这步田地，把自己弄得不上不下，啧啧啧……”她摇着头，仿佛谭金花做了什么愚不可及的蠢事。
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妈大婶则表情复杂得多，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有人面露同情，低声嘟囔：“唉，说起来老易这事儿做得是太缺德，太伤人心了，离了也好，金花妹子也算是跳出火坑了，省得跟着那种人受一辈子罪……”
但也有人觉得新奇又茫然，更多的是担忧：“这……这真能离啊？以前光听说书上、戏文里有，咱院里可真没见过……这离了婚，无儿无女的，以后日子可咋过？一个人多难啊……生病了都没人端碗水……”她们的眼神里或许有一丝对谭金花勇气的佩服，但更多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离开男人独自生活的恐惧、担忧和不确定，仿佛那是一条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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