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长且慢，”王审知连忙道，“此法欲行，需得各营主官鼎力配合，更需挑选得力人手执行新规。弟愿拟定细则，并推荐人选，但推行之责，还需诸位将军协力方可！”
他深知，组织变革触及利益和习惯，远比推广一件新器物要复杂和敏感，必须拉上这些实力派将领一起，才能减少阻力。
王潮了然，目光扫过帐内众将：“诸位都听到了？此事关乎全军存续，凡有阳奉阴违、推诿塞责者，莫怪本帅军法无情！”
众将凛然，齐声应诺。利益可能受损者心中暗自叫苦，但看到王潮决心已定，且此法看似公平，也只能暂且服从。更多人则看到了优化后勤带来的好处，表示愿意配合。
郑珏冷眼看着这一切，始终未发一言。他精于经义礼法，对这等“术数”层面的管理之学既不擅长，也不屑一顾，但也无法公然反对这种明显有利于军队生存的做法，只得保持沉默，但那抿紧的嘴角，显露出他内心的不以为然。
接下来的日子，王审知更加忙碌。他白天穿梭于各营之间，与将领们沟通细则，实地考察流程瓶颈，亲自培训负责新流程的骨干；晚上则在油灯下不断完善方案，绘制更精细的表格，常常熬到深夜。
阿福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负责传递文书、召集人员、记录数据。那卷《卫生日志》旁边，又多了一本厚厚的《后勤优化纪事》。
变革并非一帆风顺。习惯了旧有松散模式的辅兵和辎重兵们，对新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感到不适应，抱怨声时有发生。一次，两个运输队因为交接手续的先后顺序问题，几乎在仓库前动起手来。
王审知没有简单地惩罚了事，而是将双方队长叫到一起，现场分析问题根源，共同商讨出了更清晰的交接流程，并将之补充到细则中。这种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渐渐赢得了执行者的信服。
更大的阻力来自一些中层军官。新的定量配给制度，使得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随意截留、调配物资，手中的“油水”和灵活性大减。有人便暗中使绊子，或消极怠工，或故意曲解新规。
王审知对此早有预料。他请王潮授予了巡查督导之权，并拉上李百夫长等支持改革的军官，组成联合巡查组。一旦发现故意阻挠或阳奉阴违者，首次警告，二次严惩，并将典型案例通报全军，以儆效尤。同时，他也设立了“建议箱”，鼓励士卒提出改进意见，对采纳者给予小额奖励，将对抗转化为参与。
数据再次展现了强大的说服力。试行新法旬日后，一份对比报告呈送到了王潮案头：同样数量的粮草，从入库到分配至各营灶头，所需时间减少了四成；途中非正常损耗（洒落、遗失、受潮等）降低了六成；各营领取物资的排队时间大幅缩短，怨言减少；更重要的是，后勤官第一次能够清晰地掌握全军每日的准确消耗量，为后续的征粮和采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尽管绝对数量仍然不足，但混乱和浪费的减少，如同节流开源，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后勤压力，为大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王潮览毕报告，长舒一口气，对左右叹道：“明远之才，岂止于巧思哉？此乃经世济用之学也！”
这句话很快传了出去。王审知在军中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再仅仅是那个能防疫、造奇器的“巧思”参军，更是一位能够切实解决难题、提升整体效能的实干人才。
站在刚刚按照新流程高效运转起来的仓库区，看着士卒们有条不紊地装卸、清点、运输，王审知心中充满了成就感。这比造出独轮车更让他欣慰，因为这证明了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孤立的“奇技”，更是一种能够系统提升古代组织效率的思维和方法。
然而，他也看到了隐藏在效率提升背后的更深层次危机——资源的绝对匮乏，绝非仅靠内部优化就能完全解决。王绪旧部与王氏兄弟核心部队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随着制度的规范化而变得更加显性；泉州方面提供的补给越来越不稳定；而周边地区的粮价，早已因他们的到来而飞涨……
“编伍之法”和“定量配给”如同精妙的节流术，延缓了失血的速度，但若找不到新的血源，终有力竭之时。
王审知的目光越过繁忙的营地，投向远方郁郁葱葱的山野和蜿蜒的河流。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酝酿：或许，是时候将目光投向军队之外，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寻找能够真正“开源”的机会了。
而这一切，都需要他首先巩固好内部的基础。他转身对阿福道：“走，我们去看看赵师傅那边，第二批独轮车造得如何了。有了好规矩，还得有好工具，双管齐下，方能持久。”
他的“文科生”特长——整合与管理的初试锋芒，已初见成效。接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外部世界与人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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