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的上海，梧桐叶把博物馆门前的青石路铺得满地金黄。王震的儿子王念祖抱着一个深棕色的木盒站在门口，指尖反复摩挲着盒盖上的铜扣——那是父亲临终前攥着的盒子，里面装着那枚“破荷轩主”印章。
博物馆刚恢复对外开放不久，展厅里还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旧木头的气息。工作人员老周迎上来时，看到王念祖眼底的红血丝，便知这盒子里的东西分量不轻。“王先生，您说的捐赠文物，就是这里面的？”老周的声音放得很轻，他从事文物保管三十多年，最懂藏家割舍心爱之物时的心情。
王念祖点点头，打开木盒的动作慢得像在拆一件易碎的往事。垫在盒底的是块深蓝色的云锦，寿山芙蓉石印章躺在中央，石色像刚剥壳的莲子，温润得能透出光。顶部的破荷花瓣边缘带着吴昌硕特有的刀痕，算不上规整，却透着股野趣；印文“破荷轩主”四个字，笔画里还能看出当年改“清”为“破”的巧思——“破”字的竖钩比寻常刻法多了点弧度，像荷茎被风吹弯的样子。
“这是吴昌硕先生给我父亲刻的。”王念祖的声音有些发哑，指尖碰了碰印章顶部的荷瓣，“父亲说，这印章不是他一个人的，是那段日子的念想。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该让更多人看看，也看看吴先生当年是怎么把‘错’变成‘好’的。”
老周接过木盒时，指尖能感受到芙蓉石的微凉，还有云锦下垫着的软棉——那是王震生前特意为印章缝的衬布，怕石头在盒里磕碰。他捧着木盒往库房走，脚步放得极缓，仿佛手里托着的不是一枚印章，而是一段藏在石纹里的文人往事。库房的玻璃窗透着天光，老周把印章放在铺着细棉纱布的工作台上，用放大镜仔细看：石面上还留着几处极淡的指痕，是吴昌硕刻章时反复摩挲留下的；印文凹槽里藏着细微的石粉，历经五十多年，竟还没完全散掉。
“以后啊，就由我来守着你。”老周对着印章轻声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新缝的细棉纱布——是他用妻子织的老棉布改的，比普通纱布更软，不会磨伤石面。从那天起，这枚印章就成了老周工作里的“特殊牵挂”，每月养护时，他都要比对待其他文物多花半个时辰，连放大镜的角度都要调了又调，怕强光伤了芙蓉石的温润。
转眼到了1960年，博物馆推出“近代文人器物展”，“破荷轩主”印章被放在了展厅中央的玻璃展柜里。展柜里铺着墨绿色的丝绒，灯光特意调得柔和，刚好能照出芙蓉石的通透，又不会让石面反光刺眼。开展那天，老周站在展柜旁，看着观众围着印章轻声议论，心里竟有种“孩子长大见世面”的欣慰。
“这荷花怎么刻得破破烂烂的？”一个穿蓝布衫的小姑娘拉着母亲的手问。
母亲蹲下来，指着印章顶部的荷瓣：“这叫‘破荷’，是故意刻成这样的。你看，虽然不完整，是不是比画得整整齐齐的更有意思？”
老周听着，忍不住插了句嘴：“这是吴昌硕先生刻的，当年刻的时候还出了错，后来改成了‘破荷’，反而成了传世的好东西。”
小姑娘眨着眼睛，凑到玻璃前仔细看：“那这‘错’还挺好的嘛！”
老周笑了，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修复文物，总想着把所有裂痕都补得严丝合缝，后来才明白，有些“不完美”里，藏着比完美更珍贵的东西。就像这枚印章，若不是当年少刻了一点、石材崩了一块，也不会有这朵带着风骨的破荷。
这天下午，老周像往常一样来展厅整理展柜。秋天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落在展柜的玻璃上，映出一层淡淡的光晕。他推着梯子走到展柜旁，准备把柜顶的灰尘擦干净——前几天下雨，窗户漏了点水，柜顶积了些细尘。梯子放稳后，他伸手去够柜顶，手肘不小心碰到了展柜的金属框架，只听“咔嗒”一声轻响，展架竟微微倾斜了一下。
老周心里一紧，下意识地去扶展柜，可还是晚了一步——玻璃展柜里的印章轻轻晃了晃，然后“嗒”地一声，从丝绒垫上滑了下来，磕在了展柜的玻璃隔板上。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在老周的心上。他慌忙爬下梯子，手抖着打开展柜的锁，指尖刚碰到印章，就觉得一阵发凉——不是石头的凉，是慌的。他把印章放在手心，用放大镜一点点检查：顶部的荷瓣完好，印文也没受损，可当他转到印章侧面时，心还是沉了下去——靠近底部的位置，多了一道半指长的浅痕，像给原本光滑的石面添了道自然的折纹，又像荷茎上不小心划出来的印子。
“怎么会这样……”老周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捧着印章往修复室跑，脚步快得差点撞翻走廊里的花盆。修复室的李师傅正在修复一件清代的砚台，见老周急急忙忙进来，手里还攥着个东西，便知出了岔子。
“老李，你快看看！”老周把印章放在工作台上，放大镜递过去时，手还在抖，“刚才整理展柜，不小心让它滑了一下，就多了道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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