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散场时，窗外的天光已经偏西了。会议室里的人都走得很快，搪瓷缸子磕在桌面上的声音、椅子腿刮过水泥地的摩擦声、文件被收拢时的沙沙声，夹杂着几句压低声音的交谈，但是过来跟林墨打招呼的还是不多，都是林墨前一段时间帮过的人。
林墨也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林顾问。小宋从门口快步走过来，徐书记请您过去一趟。
林墨直起身，把帆布包的拉链拉上：
小宋引着林墨到了书记办公室，他在书记办公室门口停下来，替林墨推开了门。
徐书记还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用钢笔在一份文件上写着什么。听见脚步声他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林墨同志来了，快坐。
林墨坐下的时候顺手把帆布包放在脚边。
今天这个会，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徐书记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种事情落定之后才有的松弛，张副局长在最后松了口，没有硬顶到底。能做到这一步，你的数据起了很大的作用。
数据是只能说明一部分的东西，主要原因还是咱们沪市的领导干部都算是比较开明的。林墨说，他们愿意看完我做的表格，说明很多人心里是明白的。
他们心里明白，不代表他心里就愿意。徐书记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就说老张吧，他在沪市轻工系统干了将近二十年，沪市几处木材加工基地都是在他手上规划扩建的。你让他承认这些基地如果只是复制高成本的模式、没有差异化是不可持续的，他嘴上不说，心里要转过这个弯，需要时间。
他放下搪瓷缸子，手指没有从杯壁上松开：不过我今天请你过来，不只是聊张副局长。
林墨等着他说下去。徐书记靠在藤椅背上，目光从他的办公桌转向窗外，停在那排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上。
分段布局这个思路，我从逻辑上是认可的。资源地加工、枢纽城市做贸易和技术研发，这个方向符合产业规律。但它在沪市轻工系统内部推起来，有两个堵点。
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沪市现在的上游产业链工厂，大部分是从公私合营时期延续下来的，有些企业几代人在做木料初加工。如果把基础板材产能转到川贵等省去，这些厂怎么办？
第二，你在会上提的那个流水线分工的概念，虽然在座的没人提，但我相信它已经在有些人心里长出来了。你刚才在会上引用的欧洲数据能说服一些技术干部，但说服不了那些脑子里长着思想警戒线的人。他们会问：你是不是想把西方那一套流水线分工搬过来？你是不是觉得群众大干是落后的？是不是把工人变成机器附属品，将资本家压榨剩余价值的手段拿来压榨我们的工人。
“我这也很难一下子说服他们，你帮我参谋参谋。”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目光从窗外收回来，重新落在林墨脸上，带着一种我已经把最难的问题摆在桌面上了，你接不接得住的神情。
林墨没沉吟了一下说道。
徐书记，我们的领袖告诉我们，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跟您说一下，你分析分析我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徐书记没想到林墨的转折会在这里，不过他很快点头示意林墨接着说。
林墨接着说道：1908年福特T型车投产的时候，装配一辆车需要12小时28分钟，全厂一天生产不到20辆车。当时工厂里各个工位的师傅都是通才，一个人要从头到尾干很多道工序，工时很长但效率不高。
1913年，福特在海兰帕克工厂建成了第一条移动装配线。传送带以每分钟六英尺的速度缓慢前进，工人各负责一道工序，站在固定位置完成自己的任务。1914年，福特T型车的装配时间从12小时28分钟压缩到了1小时33分钟。
林墨的手指继续往下移：同年，福特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违反直觉的决定——把工人的日工作时长从九小时压缩到八小时，同时把日薪从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这个决定直接导致生产效率继续提升，因为工人离职率从370%降到了16%以下，人均产值反而翻倍了。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把纸往徐书记那边推了推：1916年，福特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1926年，正式实行40小时工作周。
徐书记低头看着那张纸，没有说话。
林墨继续说：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老式静态装配车间里，一个工人一天干九小时，但每个工序之间有些间隙可以自主休息。在流水线上，传送带匀速运转，工人必须一直跟着节奏走，间隙感消失了。福特工厂最初推行流水线的时候，工人们的抱怨集中在工作节奏变强了、没有喘息的时间——他们不是反对分工，是反对那个节奏的压迫感。
后来工人运动争取的方向，是缩短总工时来补偿这种节奏压力。八小时、周末休息、五天工作制——这些不是资本家主动给的，是工人争取来的，但争取的基础恰恰是流水线本身带来的效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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