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大朝之后三日，京城风声未歇。
陆明远那一纸奏疏像块烧红的铁，砸进尚算温热的雪地里，滋啦作响。
他联合六名老儒上书，言辞激烈，请废“孩童共书永不开禁”之事，称“国典神圣，岂容儿戏涂鸦入史廊”。
礼部几位侍郎虽未公开附议，却在私下传话，说太学风气已乱，若再纵容庶民口述入史，百年之后，国将无信史。
消息传到王府时，苏锦黎正坐在檐下晒太阳。
她手里捏着一封刚拆的密函，是柳知秋从安国公府带出来的——陆明远昨夜写了三稿奏章，前两稿被他自己撕了，第三稿墨迹未干就派人送往礼部。
他的书房灯亮了一整夜。
“他倒真是一片赤诚。”苏锦黎轻笑，指尖拂过纸面，“可惜忠错了地方。”
她没动怒，也没召见裴文昭商议对策，反而唤来柳知秋：“去查那日参与‘共书’的百名孩童，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家世都整理出来，尤其查祖辈是否曾涉‘灯变案’。”
柳知秋一怔：“您怀疑……”
“不是怀疑。”苏锦黎目光沉静，“我是知道。”
三日后，名单送至案前。
一百零三人中，竟有三十七人父祖曾因“灯变案”流徙边地。
他们不是权贵之后，也不是世家门生，而是靠着科举翻身的匠户子弟、屯田遗孤。
有人的父亲死在戍所，尸骨未归；有人的母亲沿街乞讨供子读书，只为一句“别让人忘了那夜的火”。
苏锦黎提笔圈出几个名字，递给裴文昭。
“把这些孩子的家书、遗物，能找出来的都找来。”她说，“我要在太学办一场展览——叫‘拾遗家书展’。”
裴文昭看着名单，神色渐凝：“您是要用血缘说话？”
“不。”她摇头，“我要用事实凿穿谎言。他们不是涂鸦，他们是被抹去的人终于开口。”
太学东廊临时辟出展区，灰布诏片、残破信笺、手抄灯诗一一陈列。
有些字迹被水浸过，有些边缘焦黑，显然是从火里抢出来的。
最中央展台放着一只陶铃，裂了缝，内壁刻着一行小字：“父亡于戌时三刻，铃响则吾族不灭。”
展览开放当日，观者如堵。
士子们原本抱着讥讽心态而来，想看朝廷如何拿孩童游戏当正经事。
可当一名八岁幼童站在台上，用稚嫩声音朗读亡父遗言时，全场静得连风都停了：
“若后人记得火未灭，我死亦无憾。”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根针，扎进每个人心里。
有人低头看着自己袖中尚未递出的弹劾稿，忽然抬手，一点一点，将它撕成碎片，撒在风里。
与此同时，萧澈也动了。
他察觉赵砚之近来频繁出入宗室府邸，又通过内线得知，对方正密谋借皇太后寿辰之机，提议“重定史官规制”，意图彻底剥夺民间口述史料的合法性。
一旦得逞，所有拾遗亭、陶铃记事都将沦为非法。
他不动声色，反其道而行。
腊月初七，天未亮，他便带着李崇山之子李承武，前往早已废弃的羽林营旧址祭奠阵亡哨卒。
随行只带几名亲卫，香烛简朴，礼节却极尽庄重。
他在每一块无名碑前焚纸酹酒，默念生年不详、卒于某年某月某日。
临走时，一名随从“不慎”遗落一只油布包裹。
半个时辰后，这份《贞元年间边防调度密档》残卷，便经由宗室眼线之手，呈到了太后宫中。
次日清晨，太后召见萧澈。
“你说这档子虚乌有？”她将残卷拍在案上，目光锐利如刀。
萧澈垂首：“属实。”
太后一震。
“但儿臣核查发现，当年虚报名额所得银两，并未落入私囊。”他缓缓抬头，“全数用于铸造陶铃，分发至北境三十哨点，每户百姓皆持一铃，遇警则击。正是这些‘虚兵’，在灯变那夜，传出了第一道求救信号。”
殿内寂静。
太后久久不语，最终长叹：“你们……早把死局走活了。”
同一时间，沈砚舟已在京畿十三县巡回开庭。
刑部压下《民录参证条例》，他便绕过衙门，在各县大堂外设临时审席，专听“记忆作证”。
每场庭审必邀当地长者讲述十年前“灯变”前后见闻，书记官现场刻录于陶片，当场封存。
昌平那一日，一位盲眼老妪拄杖登台。
她手指沿着陶碑纹路缓缓移动，忽然停下，背出一段早已失传的户部批文编号：“贞元十七年冬，拨银三千两，购炭十万斤，付幽州巡防使李崇山，用途：寒夜值守。”
沈砚舟当即命人调档核对。
一刻钟后，差役气喘吁吁奔来：“回大人，原件尚存，编号一致，一字不差！”
人群哗然。
自那日起，百姓争相前来“说记忆”。
有人讲那夜火光映红半座城，有人说曾听见宫墙内有女子呼救却被捂住嘴……刑部起初封锁消息，后来发现舆情如潮，不得不松口，称“民声汹涌，难再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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